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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于平凡中见伟大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9日18:10 民族魂网站

  罗青长

  或许是人之常情,当人们失去一件瑰宝时,会愈发珍视它的存在价值。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我们的史 学家、文学家和理论工作者们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之后,我们回首毛泽东光彩照人的一生,就愈发感到他的可亲、可 敬、可佩,于平凡之中见伟大,对他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历久而弥深。这里,仅将我在追随他工作时的所见
所闻记录一二, 以兹纪念。

  一、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人们都认为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用兵如神,主政贤明。孰不知在“英明伟大”的字眼里面蕴含着多少深入细致调 查研究的劳苦和艰辛。他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1939年,长期在敌人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吴德峰从西安返回延安述职。毛泽东得知后,从百忙中拨冗邀见,恳 谈了一整天。他详细地询问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军政要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治态度,钜细不捐。从宏观上,了解这些人中有 多少人主张对日妥协拥蒋反共,有多少人拥护我党抗日政治主张,又有多少人持中间态度;从微观上,他指名道姓要了解某些 人的具体态度。以后又令整理了详细的调查材料。这不能不说对我党在

抗日战争中制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 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以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起了积极作 用。

  抗战初期,在延安流行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组织“中统 ”、“军统”是一丘之貉。我经过对陕西省三青团的调查,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 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其中只有个别的特务分子。为此,我撰写了《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呈报中 央。没想到竟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据说,它对我党制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当 作打击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这种注重调查研究、广纳群言的工作作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不胜枚举的。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上 任不久,毛泽东看到《西欧的四分五裂》的调查资料,他阅后批示:“这篇文章和宦乡的另一篇文章都是好文章。”他在认真 分析综合了各方面提供的材料之后,得出了“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结论。

  1970年,正当中央考虑如何打开对美关系时,毛泽东看到了《尼克松的心事》的调查资料,认为尼克松虽然在意 识形态上与我不同,但为美国国家利益着想,还是愿意与新中国搞好关系的。毛泽东阅后,立即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 。可以说,这篇研究报告为中央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起到了较好的谘询作用。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一切正确决策都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对一则“反革命”传闻的调查

  1942年夏天,延安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住在边区政府窑洞里的一位县委书记被雷击死了,群众中议论纷纷,有的 人甚至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话传到边区保安处那里,有关领导很震惊,认为这是反动言论,一定要追查。毛泽东 知道后,严肃地说,这事不要去追查,你们倒是应该调查一下老百姓为什么会骂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当时延安地区军政人员 过多,征收的公粮数额过大,老百姓负担过重,于是在部分群众中产生了不满情绪。毛泽东得知后,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 ,决定采纳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搞大生产运动。从而缓解了矛盾,为克服当时 业已存在的物质困难制订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豁达的革命胸怀和善于自我批评的高尚品格。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 ,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 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他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 兴旺起来。”我想,上述那段故事既是这段话的背景介绍,又是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三、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

  1943年,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家岭迁至枣园。当时枣园有十几户人家,其中一户是富农。保卫部门考虑到中央首 长的安全,建议当地老百姓迁移。毛泽东听后很不以为然,他厉色道:“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哪有共产党怕群 众的道理。”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党中央机关和当地群众水乳相融,鱼水情深。当地农户牧羊时就从毛泽东的窑洞顶上穿过 ,毛泽东在饭后茶余也时常找陕北老汉聊天。逢年过节时,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经常请当地群众来作客,当地群众也经常来中央 机关拜年、扭秧歌,这些感人的场面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得到了反映。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我们清楚地知道,这决不是 艺术的加工,而是历史的写照,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孕育的力量。

  毛泽东联系群众的面很广,从党内到党外,从社会名流到普通一兵。他待人总是动之以情,以诚相待。1947年,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病故。当时由于“左”的影响,没有及时发消息。毛泽东知道后,发了火,他说,你们不发 消息,那我毛泽东就写挽联。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寄托对那些曾经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的哀思,从张思德到李鼎铭都是如此 。

  1947年7月,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因不满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几经辗转来到我中央后委所在地 ,但迟迟未能安排工作。毛泽东知道后,发了脾气。他说,当年人家赵寿山是正规军,我们红军是游击队,人家对我们帮助很 大,现在人家垮了杆,落了难,我们要对得起朋友。当年人家怎样对待我们,今天我们就怎样对待人家。经毛泽东提议,赵寿 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这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争取瓦解国民党军、解放大西北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如之奈何?”

  1947年我曾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与敌人周旋,在这期间有许多惊心动魄的趣闻轶事。

  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后,一些人考虑到党中央的安全,劝毛泽东东渡黄河。毛泽东诙谐地说:“我是一块臭肉,走到哪 里苍蝇就叮到哪里。”他力排众议,执意要坚持在陕北。他就是这样在关键的时刻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减轻其他战略 区的压力,主动承担起牵制十倍于我之重兵的任务。毛主席留在陕北,极大地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

  1947年7月,敌军马鸿逵部二个骑兵团、刘勘部四个旅南北夹击,妄图“捕捉中共首脑部”。毛泽东则巧妙地将 中央前委置于胡、马两军接合部的定边之小河村。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一次,我中央警卫团担任外围警戒的一个 排与敌军搜索营接了火,击退了敌军。我中央机关冒雨连夜向西转移。当时,敌军判断遇到我军主力,惧怕被歼,也匆匆向西 撤退。恰与我相向而进,两军只一深沟相隔,敌人人喊马叫,均清晰可闻,情况十分险峻。中央有三天停止了和各大战略区的 无线电联络。各大战略区的首长都十分担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险情过后,东北局来电,说东北有巩固的后方,欢迎党中 央到哈尔滨坐镇东北、指挥全局。毛泽东回电说,东北我很想去,但这是打败胡宗南以后的事情。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他们就是抱着“得胜”、“必成”的坚定信念,在最艰苦最险恶的环境里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指挥 着全国的战局。

  1947年10月的一天,胡乔木、王诤、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和我,在陕北佳县开完一个机要业务会议以后, 结伴去白云山下看望毛泽东。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邀我们一起来到黄河边,并招呼我们站在他的身旁。他把两手叉在腰上 ,兴冲冲地大笑着说,“小鹏,来给我们照张合影,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如之奈何。”真可惜,由于小鹏的相机出了故障, 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没能留下,但毛泽东那恢宏的气势、那潇洒的雄姿,却永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上述几点回忆,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只能算是沧海之一粟,但即便是一滴海水,也能映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上述 几段趣闻轶事中,可以看到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些光彩照人的品格,集中回答了毛泽东之所以为伟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之原因所在。我们要永远高 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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