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明
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之习”
谈到“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时，人们每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但是，张
、李二人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曾背后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
生之习。”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双方针尖对麦芒。平心而论
，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所谓“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风流、忧国忧民乃至空疏、迂
腐等等，都是其典型表现。当然，李鸿章以此讽张之洞，主要是取其好做大言、不切实际的贬义立论。《清史稿》也称张之洞
“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因此，如果全面地理解，说张之洞“书生习气”，并不冤枉。
张之洞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危难之期。改变现状，力图振兴，是一切有见识、负责任的中
国士人的自觉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其人的地位、身份如何，只要是为此目的，积极探索，为民族的自立自强付出了辛
劳，取得了实绩的先贤，都应当受到我们的理解、尊重和纪念。就此而论，张之洞在兴办“洋务”的艰难事业中，其“书生习
气”的诸般表现，就有了继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百年的历史烟云已暗淡了张之洞当年的风采，但是，他超拔平庸、与时俱进
的识见，革故鼎新、毅然担当的胆略和精明圆熟、排难克险的才干，都留给今天的人们以思索与启迪。
毛泽东强调：“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当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予这个运动以严重挫折之时，他艰苦卓绝地继续奋斗，在湖
北武汉地区，开辟出这一运动后期的辉煌局面。其意义不仅在于就此奠定了武汉在华中乃至在全国现代化格局中重要地位的基
础，而且更在于他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诸般作为，涉及近代工业、商业、交通、文教、军事等广阔的领域，对于当时的中国甚至
亚洲，都具有前驱先路的示范意义。尤其在近代重工业的创始方面，张之洞更是功不可没。他开办了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
企业汉阳炼铁厂，比日本最早的八幡制铁所还早七年。他建立的湖北枪炮厂，虽然从时间上晚于沪、宁等地的军工企业，但其
设备、产品之先进，明显后来居上。毛泽东当年曾特别强调，讲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其根据就在这里。
张之洞办洋务：并非“书生习气”
张之洞办洋务，开创近代重工业的基础，显然不可能是书生气十足地坐而论道，而是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开办炼铁
厂之初，李鸿章就认为“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抱有“黄鹤楼上看翻船”的阴暗心理。“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
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闻之语悬揣苛求。“张之洞一向主张，”力所能为者，必应决计速行”。因此，他力排众议，破除
万难，多方筹款，亲自过问选址、原材料供应、机械设备的订购等等问题，殚精竭虑，终有所成。他总是将实现目标的坚定性
与手段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因而能在“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
之人”的情形下，艰难成就一番“新政”事业。“皆非”之语，当然有所夸张，“政府”在这里也应读作“朝廷”。但是，张
之洞办事、花钱、用人的决心、技巧和效率，确有研究其科学成分的价值。当然，中国士大夫出身的张之洞，其思维方式、行
政经验和知识构成很难完全适应近代大工业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书生习气”确实对办厂兴业带来负面影响，也
是事实。
历史在发展进步，对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之说，也有常议常新的必要。对于“书生”张之洞“办洋务”、开工厂
的某些具体做法的评论，也当作如是观。
(作者系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自：《北京日报》2003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