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献编辑的文本选择

　　龚育之

　　去年我写过一篇《〈静如文存〉的“评文记事”》，静如同志写了一篇读后有感。两篇来往文章涉及许多问题，其中 一个就是毛泽东文献编辑中的文本选择问题，引起一些评

论。

　　张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一文的【评文纪事】中说：此文“叙述毛泽东的观点时，常把后来的观点放到前边说 ，这都是不应该的。”我就此发表评论：“所述不应该的情况，大概是指叙述史实时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话而造成的 情况。选集出版时，经毛泽东审定，作过一些修订。这种审定本，基本保持原来面貌，有所修改一般也较原本更为完善，对广 大读者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研究历史、思想史的人来说，在必要的地方应该严格引用原本，才不致发生脱 离历史、拔高观点、以后为先的毛病。所以，研究者还应该做一番查考原本的工作，文献编辑者也应该做一些为研究者提供查 阅方便的工作。”

　　这个观点站不站得住？我自认为还是周到的，科学的，承认了审定本，评价了它的基本方面和一般情况，重点在要求 历史研究者必要时应严格引用原本，强调的是尊重历史原貌。

　　或问：原本到哪里去找？这个问题，对外国人没有什么困难。日本人竹内实主持编辑的多卷本《毛泽东集》和续集， 把毛泽东当年发表的各种文本，同《毛泽东选集》中经过审定增删的文本，详细地作了比较和校阅，用各种符号把审定本对原 本的改动(删去了哪些字、字组、句子和段落，增加了哪些字、字组、句子和段落)，一一注明，一目了然。外国人抱怨读不 到原本，那只能怨他自己没有去查找。中国人抱怨，倒还有点理由，因为中国人的确没有那么方便，虽然有心的用功的研究者 总还是可以想法子读到许多原来发表的文本和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的。所以，为了中国研究者，我特别说了一句：文献 编辑者要为研究者提供查阅原本的方便。

　　八十年代末，我还在文献研究室工作，准备编辑两本毛泽东著作的专集。一本是《毛泽东早期著作集》，这个集子后 来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书名出版了，书名改得很恰当。还有一本是《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编的时候遇到一 个问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已收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 东选集》，经过毛泽东审定和删改。怎样编辑这两篇文章？一种考虑是选用《毛泽东选集》中的文本，这种文本经过作者审定 和删改，是正式的文本；一种考虑是选用当时发表的文本，以保存历史的原貌，并且同编入同一文集的保持历史原貌的其他文 章相一致相协调。我反复斟酌，提出一个两全的主张：两种文本都收入，以毛选中的文本为主，把原来的文本附在后面，这样 ，既尊重了经毛泽东审定和删改的正式文本的地位，又尊重了历史的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记得同事们都赞同我的意见 。报告上去，我还有点担心，怕批不准。谁知，主管我们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不但同意把那两篇文章原来发表时的文本编进集 子里，而且批评了我们那个以毛选中的文本为主，把原来的文本附在后面的方案，认为在那本文集中应该以当年发表的文本为 主，把毛选中的文本附在后面。我们当然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按乔木的方案发排付印。

　　可惜，由于一些原因，那部集子没有能够出版。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的哪一年，上海要续编《新文学大系》四十年代部分的文艺理论卷。这是一本严肃的大型的历史资 料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要收入。收哪个文本？毛选中的审定本，还是当时发表的文本？编者主张收 原本，以保存历史原貌。报告打到中宣部。我那时已调到中宣部，我同文献室的同志商量，同意了编者的意见，在那本历史资 料书中用了原来的文本。可能没有多少同志注意到这个情况，在这里提一下。

　　静如同志在回答我的文章中说：人人有修改自己文章的权利，毛泽东也有这个权利。这是反话吗？我想，这不是反话 ，而是正话，是合乎人情和常理的话。

　　中国的作家，常常修改自己的作品，鲁迅，茅盾，曹禺，钱钟书，诸大家莫不如此。我刚刚读了《鲁迅研究月刊》上 的一篇文章：吴周文的《〈孔乙己〉改笔读解》。作者把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本，同后来收进集子《呐喊》里的文本 加以比较，发现鲁迅作了六十处文字和标点的改动，包括两处句子的修改。两千多字的短篇，改动六十处，真可谓改动不少。 从这里人们看到的是，鲁迅对作品是如何的精益求精，对读者是如何的认真负责。鲁迅还把他自己的做法和经验告诉青年作家 ，在给张天翼的一封信中，说：“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 更有精采。”难道鲁迅没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或者鲁迅在修改已发表过的作品时必须自己一一注明哪个字、句、段作了改 动，并申述理由？如果这样，读者就不是读小说，而是读一部校勘记了。校勘鲁迅著作的版本是有益的事，但这不是鲁迅的事 ，而是鲁迅研究者的事嘛。

　　当然，文艺作品同政治理论著作情况不完全相同，文字修改之外的内容修改有时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对政治理论著作 内容的修改，改得是否完全得当，人们可以评论，对引起的问题可以想办法来解决。张和我，都是在想办法来解决引起的问题 。要求历史研究者在必要时严格引用原来的文本，要求文献编辑者给研究者提供阅读原来文本的便利，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在《〈毛泽东文集〉出齐有感》这篇文章里，我还提出一个建议：“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去满足各种合理的要求。档案 工作的改进可以做到满足研究者的合理要求；编辑出版工作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要求出不同的本子，还可以考虑出同一著作的不 同版本的会校本，等等。”

　　比如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如果出了会校本，不但可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便利，而且可以使研究者明白修改的真相，客观地评论修改的 得失，澄清关于修改的迷雾和胡乱的传言，我以为是值得做的。

　　前不久听到一种建议：出版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修改过程的手稿集。我也很赞成。

　　摘自：《学习时报》200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