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房管局局长周鸿德操盘成都阳光拆迁

周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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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现场，周洪德在做居民的思想工作

　　当一位钉子户的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掀了我的办公桌，扬言要泼汽油与我同归于尽时，我们没有动摇！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成都

　　2002年5月，成都决定：3年之内，将市区二环路以内41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屋”全部

拆除。这一巨大的拆除量是过去11年成都房屋拆迁的总和，它意味着11.4万户、30多万居民将告别他们的旧居！

　　经过2300名拆迁工作人员三年的劳动，这一历史性的工程宣告完成。城市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30万居民搬入了新居。

　　2005年5月，“成都市成片旧城改造”被推荐为“建设成都杰出贡献奖”。周鸿德作为成都市危旧房改造指挥部副指挥长、市房管局局长，面对各方的复杂矛盾，以其“以人为本”的政策创新和巨大的工作成效，成为这个奖项的获奖人。

　　创新旧城改造的“成都模式”

　　正如周鸿德在获奖演讲中提到的那样，拆迁，一度是一个敏感词：在遍及全国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如南京“拆迁户自焚”事件，湖南“嘉禾县违规拆迁”事件等有着重大影响的负面事件，它们“多多少少给旧城改造拆迁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成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无疑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正是在这困难之上，周鸿德和旧城改造的“成都模式”获得了高度评价。他被称为“成都大规模旧城改造的‘执行导演’”，“如果把成都的旧城改造比作一场战役，他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而被概括为旧城市改造中的“成都模式”的核心内容——“阳光拆迁”、“拼盘政策”、“多轮驱动”，“总体授信、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均是他的“锦囊妙计”和“精彩战役”。媒体还称赞他“真正的制胜法宝是亲临一线、身先士卒”，他“敢于直面突出矛盾，用真情去化解拆迁中的矛盾；他是一位实干家”。

　　“阳光拆迁”是“成都模式”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从补偿标准到安置房源，从奖励政策到评估裁决，全部向社会公开发布”，在展板上写得明明白白，让人一望而知，以此杜绝“暗箱操作”；而价格评估往往是房屋拆迁纠纷的焦点，周鸿德介绍说，他化解这一矛盾的办法是：把价格评估单位的选择权交给了被拆迁人。

　　周鸿德还创新了一套调动被迁人单位参与旧城改造的办法：鼓励具有资金实力的企业自筹资金、自行搬迁，腾出的土地交给市土地拍卖中心统一拍卖，拍卖所得全部归企业；对不具备经济实力的，由业主单位组织拆迁，土地拍卖后扣除相关费用再按一定比例分配收益。这一拆迁方式被周鸿德称为“多轮驱动，利益共享”，它的精髓仍然在于其“阳光”性，让人看到过程的透明，以此建立了政府和被拆迁单位和居民的互信。

　　工程之初，最先面对的问题，是拆迁资金。周鸿德提出，将纳入改造的41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划片包装为45个项目，以“总体授信、项目贷款、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的原则，向银行融资，通过拆迁地块拍卖后资金及时归还贷款银行。这一思路解决了困扰旧城危旧房改造的“瓶颈”问题，也保障了银行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赢利性，得到了上级肯定。因而从银行融得资金120亿。实施的当年，还带动民间资金投入21亿元参与旧城改造。

　　周鸿德一再提到成都市旧城改造所追求的一个“保障”：即“迁者有其屋”。他认为，使最弱势的城市贫民也能住上改造后的新房，是旧城改造获得市民认可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设计和启动了一套“拆迁安置扶困救助备用金制度”，这项“扶贫救困”措施，后来被其它省市借鉴。即由拆迁单位按拆迁成本总额的5%提取专项扶困救助金，存入专门账户，以备专项使用，并接受政府监管。一旦拆迁过程中出现被拆迁户享受所有补贴政策后仍无力支付购房补差款的，则由备用金支付。若拆迁工作平稳，被拆迁户全部顺利入住，剩余的备用金退还拆迁单位。

　　就这样，在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中被视为超大难度的旧城拆迁，在成都实施顺利。410万平方米拆迁工作比预计提前完成。

　　“做官详情”和“三不原则”

　　周鸿德乃本土人，出生于成都华阳。

　　1970年，周鸿德进入社会的第一站，在粮站工作。5年后，22岁的周鸿德当上了公社党委副书记。1978年成为援藏干部，1980年回乡，还做公社书记。

　　伴随着改革开放，周鸿德在政治上顺利进步。1981年，28岁的周鸿德进入县体改办，做常务副组长，成为县委常委。1983年，刚满三十的周鸿德成为双流县委书记。这样年轻的县委书记，从那时到现在都并不多见。

　　1989年，周鸿德从县委书记变成了县长——成都周边的另一个县，温江县县长。县长一做就是12年。直到2001年，成为成都市房管局局长，兼成都市危旧房改造指挥部副指挥长。

　　这个新的职位，意味着磨练了三十年基层经验的周鸿德被放到更加尖锐的平台接受考验。但从官职来说，仍然属于平调。周鸿德以其“上路早，提速慢”而被称为“伏尔加式的干部”。翻开当年的工作照，会发现多位部下或者他培养提拔的干部，而今成为他的上级，成为省市领导。

　　房管局长并不一定皆管旧城拆迁，周鸿德集两任于一身，表明市领导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拆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对周鸿德来说，仍然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因为，拆迁工作需要投入的，不仅是精力，它更需要政策水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获得建设城市杰出贡献奖后，周鸿德说，“当北门片区一位钉子户的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掀了我的办公桌，扬言要泼汽油与我同归于尽时，我们没有动摇！”动摇肯定是不能的，副指挥长嘛。他始终面带微笑，耐心解释。其中有的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例如，几位拆迁户连续几个日夜住在成都市

　　政府是相对强势的，而周鸿德随时注意用心去体察弱者的命运。在获奖感言中，周鸿德表扬拆迁办“经受误解、猜疑、屈辱和不公正待遇”的同时，也高度赞扬“被拆迁户经受了考验，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他说，“谁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而个人又必须给城市改造让路。”

　　在多项扶助弱者的措施之后，仍然难免有人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周鸿德曾收到一封“求援信”，这是一位拆迁户，信中备述由于家中连遭变故，连房租都交不起，家中还有小孩上学。周鸿德深受打动，立即用自己的收入予以资助。周鸿德发现这家孩子上学没有自行车，又掏钱给孩子买了自行车。

　　在周鸿德看来，他做官的窍门就在于，爱心和耐心。对人要有爱心，处理麻烦要有耐心。

　　1983年，刚满30岁的周鸿德要做县委书记了，父亲把他叫到面前，说：“做官要详情！”父亲12岁即进入成都市学手艺谋生，勤劳一生，他质朴的品格对周鸿德的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影响。父亲引用的是一句民间土语，用现代白话来说，它的意思相当于“做官要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或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的官才是好官”。周鸿德说，这一教诲使他受用至今。后来，在政治上培养他的双流县老书记给了他“三不”的“政治训导”：“床不要上错，腰包不要装错，文件不要送错。”

　　“详情”和“三不”成为周鸿德恪守的“官德”。

　　他习惯于用严格的意志力约束自己。就因为当年老百姓对有的领导干部下乡要抽烟要喝酒有意见，他就立誓不抽烟不喝酒。后来，成为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他总给人谦逊的感觉。很早就做领导，这么多年来，他的笑容却像一个腼腆的男生。在获得建设成都杰出贡献奖的颁奖现场，他发表感言时，双手自然垂在膝盖上，绝不做手势，更不挥手，他慢条斯礼，犹如一个刚完成了一份作业的大学生正在向老师报告成绩。他是如此注意细节，在一个非官方的晚会上，上台发言后，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他转向布置着装饰花木的一边，躬身穿过去，因为如果从另一边回到座位，需要有人起身为他让路。

　　他最主要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写字。他什么书都读，他崇尚学者生活。他非到不得已不说普通话，但是，他的普通话却克服了成都方言区最难以克服的本土音。他练习书法，走的是文人路线，老老实实地讲究法度，一点不似人们常见的“官崽体”的“狂放”。

　　我无可奈何地爱着这个城市

　　如果在成都要选一个人，在繁忙而充满压力的公务之余，一直致力于以散文家似的抒情笔调去赞美这座城市，那么，这个人就是周鸿德。

　　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成都，“说成都的好话”。他写散文，写随笔，也写古板的论文，题材和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成都，成都的人文和地理、历史和现实。他颂扬成都的历史文化，他为成都的历史和文化辩护。他加入到网络中，用网名为成都辩护，跟网友打口仗。他“惟一的偏见就是认为成都什么都好”。

　　你说成都人“没有追求”吗？他认为从古至今，成都“最会创造”：“追求自由恋爱、倾慕两情相悦，就是西汉时的成都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带的头；开学馆，设讲堂，‘文翁兴其教，相如为之师’，于是蜀之人才，辈出两汉；追求天人合一的国教——道教发源于成都；栽桑养蚕、发展丝绸业是成都人领的先；注重水利，修建了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北宋时期，聪明的成都人发明和印刷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成都的造纸、印刷、漆器、蜀锦、音乐、戏剧等在唐宋时期，就闻名全国，领先中华。古代的成都人是这样，近现代的成都人也不乏创造热情，四川的保路运动被孙中山先生誉为立下辛亥革命‘第一功’；在当代改革开放中，成都人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第一个发行

　　你说成都人“休闲好玩”吗？他认为，“创造生活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吗？成都人有什么理由不休闲、不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呢？”他搬出马克思的观点来说事：休闲的生活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人就是应该“在玩中学，在玩中干，人的天性是玩，没有玩就没有进步，玩出了飞机，玩出了IT产业”。

　　他归纳的“成都精神”，即是“创造生活、享受生活”，“成都人勤劳、智慧、乐观向上和富有创造性的本质”。

　　而成都之所以这么优越，因为它是“天府之国”，它历来具有“优厚的地理条件”。

　　以上这些观点反复出现在周鸿德的文章中，或者他的网络辩论中。这些句子显然是长久萦绕于胸，千锤百炼形成的。

　　作为房管局长，他的本职工作是城市房屋的政策性管理，但他经常在考虑城市的文化定位，经常在考虑经营城市的形象，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想来，来了就不想走”。他不时对这些城市的软件部分发言。他笑称自己“经常去抢文化局长和旅游局长的活儿”。

　　他提出用“东方伊甸园”的概念，作为成都的形象定位。目前，又热衷诠释市里一位领导干部提出的“文化

　　记者在完成此稿前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说，他在考虑，是否可以建一个宏扬“成都精神”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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