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从理论走向实践 6省演绎城市群大戏

武汉城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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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

皖江城市带

　　异动观察

　　地区

　　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现象

　　在经历了多年争论、预热之后，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日前“入围”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这些“次区域”进入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

　　“崛起”与“隆起”

　　四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暗示着中部崛起战略一开始便有了“后发优势”

　　分属于湖北、河南、湖南和安徽的4个城市群成为“国”字号，多少出乎人的意料。

　　在国内，此前获得国家宏观层面认同和规划的区域经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以及成渝经济圈，均为跨省(市)区的“大块头”，在

　　意外还表现在另一层面。

　　在中央作出“中部崛起战略”的两年里，很多人把视线和话题集中在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最后一个板块”，中部6省究竟可以获得哪些优惠政策？两年中，那种“特区式”、“引爆式”的优惠政策，在多少中部人的翘首相望中，始终没有出现，而现在，4城市群却获得“高礼遇”，这着棋于全局，又是何意？

　　“四大城市群地位的升格，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暗示着中部崛起战略一开始便有了‘后发优势’，寻找着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区域崛起路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后凯博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从中央作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伊始，一场打造中部“引擎”的战役旋即拉开。但中部“引擎”究竟是什么？是希望获得中央的政策支持，再设一个“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抑或“天津滨海新区”，还是等待着诸如“深港一体化”设想、洋山深水港战略布局抑或像空客320这样带动力强的国家级项目落户？以中部地区历史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全国性战略分工，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并不大。

　　然而，中部崛起却面临着后发优势。

　　20世纪末开始，在各国、各地区角逐竞争力时，一个现象尤为突出：以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单个城市竞争力被区域整体竞争力所替代。

　　有意思的是，面对“中部崛起”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中部6省纷纷提出各自的发展战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区域战略：湖北要打造“武汉城市圈”争当中部崛起的“支点”，湖南加快长株潭城市一体化建设，河南“中原城市群”欲撑起崛起的脊梁，安徽东向谋势，江西对接“长珠闽”，山西靠拢“环渤海”。

　　这种战略选择吻合中部特质。经过20多年开发和调整，中部地区经济布局基本形成“中心群带”的发展战略格局和模式。南部和北部虽然有京广经济带联结，却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域，分受不同沿海经济中心的吸引，“多中心发展之路”由此清晰。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特别应鼓励优势城市群爆发式发展，形成中部地区超级中心城市或强大的经济核心，以带动并加速中部崛起。

　　这样看来，中央关于中部崛起战略10号文件对4个城市群的重视，不仅仅只是对各省战略决策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鼓励、引导、支持着这一路径。

　　中部崛起，从城市群的隆起始。

　　四“群”与两“西”

　　中部6省，4个城市群写入中央文件，缺了江西与山西这两个“西”。不少江西人与山西人格外委屈，甚至担心是不是就此被其他地区抛甩？会不会被边缘化？

　　4个城市群“入围”中央文件，其实与其“成熟度”直接相关。

　　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历史最悠久。早在1982年，就有了“长(沙)株(洲)(湘)潭”融合之说，三座城市各自相距不到40公里，堪称“绝配”。尽管湖南人自我检讨，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但不可否认，这一区域仍然是该省发展水平最高、投资效益最好的地区。在全省的一般预算收入、国内外投资及对外贸易额中，3市总量分占36%、50%、74%。

　　武汉是中部6省中最具竞争力的中心城市。2002年，湖北启动“武汉城市圈”，以武汉为核心，加上周边的黄石、孝感、黄冈等8个城市，重点推进基础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城乡建设一体化。2005年，武汉城市圈实现人均生产总值14008元，约为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的1.2倍。

　　河南的“中原城市群”，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中部各城市群中进展也最快。其间很多都是历史名城，以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为次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等9城市为结点构成。去年，该城市群人均生产总值高出全省近3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比全省平均高出8.8个百分点。

　　皖江城市带16年前由安徽省委首次提出，当时称为“皖江开发”，其后几起几落，在省会合肥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之间游移，最终，在新近制定的《安徽省沿江城市群“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重新高调明确了皖江8市串成的城市带。这一区域面积占全省40.3%，人口占32.5%，地区生产总值占41.9%。其中，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4个核心城市，始终处于安徽经济的第一方阵。

　　相比较而言，山西与江西目前还不具备城市群条件。

　　以山西为例，全省现有11个地级城市和14个县级城市，除了省会太原和个别城市以外，城市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普遍较弱。大多数城市由资源开采型的工矿区发展而来，性质相似，综合功能欠缺。

　　从上世纪90年代京九铁路通车以后，江西省就提出打造“昌(南昌)九(江)工业走廊”，在当地，也有建设“昌九景(景德镇)城市群”之说。因此，没有成为中央文件中的第5个中部城市群，江西人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工业走廊”毕竟不是“城市群”，因为功能单一，“走廊”上城市数量、规模偏少，其对全省的辐射力与拉动力相当有限。

　　有意思的是，在豫、鄂、湘、皖四个城市群被重点规划后，江西与山西两省不约而同地作出一个“谋略”：江西谋划让昌九工业走廊变脸，新近出台的《“十一五”昌九工业走廊区域规划》中，明确将南昌和九江两市整体纳入规划，使得“昌九工业走廊”有望由以前的“一条线”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板块。

　　无独有偶。山西也在今年首次提出建设“大太原经济圈”的规划，规划以太原为核心城市，强化太原与介(休)孝(义)汾(阳)、阳泉、忻(州)原(平)城镇组群的组合发展。

　　或许，这是山西与江西两省对城市群战略的认同与选择。

　　不过，在一些学者看来，中部地区需要“多中心发展”不假，城市群建设是一个趋势，也应鼓励和加强，不过城市群的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三五年就能建成。那种为城市化而城市化、为城市群而城市群、靠政府人为“拉郎配”制造的城市群，不可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上，这样的教训多次出现。重要的是，应该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引擎和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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