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之子罗箭少将讲述父亲长征经历(图)

重走长征路时，在延安枣园朱德故居前，罗箭在石桌棋盘旁留念。

　　●长征最初，什么铸币机呀、X光机呀，都带着舍不得丢，成了个大搬家式行动，哪像军事行动呀。

　　●是毛泽东亲自去保卫局传达的遵义会议的消息，我父亲他们有的高兴得都跳了起来

，说红军有救了，党有救了。

　　●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一点都不了解，你说能赢吗？所以还是毛主席那种，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跑，这才是实事求是呢。

　　■人物简介

　　罗箭

　　少将，罗瑞卿之子。68岁，1938年出生在延安，1958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疆某部研究所工作。

　　在“文革”期间，其父罗瑞卿受到迫害，罗箭也未能幸免。1970年，他转业到

　　■长征揭秘

　　长征前5个月红军“扩红”8万

　　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一方面军开始踏上长征路时的总人数为8.6万余人。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在长征出发前，红军曾在5个月内紧急“扩红”8万人左右。

　　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日趋恶化。加上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与优势敌人进行激烈的阵地战，各军团大幅减员，兵力不足。

　　从5月开始，中央苏区开展了“扩红”突击运动。被毛泽东赞誉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模范县”兴国县，在80%的青壮年都已参加红军的情况下，一个月“扩红”5000余人。

　　据新华社

　　今年7月下旬，开国元勋子女从北京启程重访长征路，罗瑞卿之子罗箭从昆明加入大部队。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他没有走过长征路，但是对红军长征时的一些故事也耳熟能详。

　　8月22日，在红军长征会师地———会宁，他跟记者聊起了长征。他一直强调，父亲说，他们是长征的幸存者，是革命的幸存者，要记住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

　　新京报：你父亲在长征时一直在政治保卫局工作，有没有经常给你讲长征时的故事？

　　罗箭（以下简称“罗”）：父亲母亲平时没有系统地跟我们讲长征的故事，但有时候也会说起一两件事情来。

　　我们主要是通过反映长征的书呀电影作品呀，来了解这些，特别是《长征组歌》演出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场都会去观看。

　　《长征组歌》作词是肖华，他请假在杭州养病期间写成的，北京战友文工团几个很有名的作曲家谱的曲。《长征组歌》基本上把长征过程中一些大的事情都反映出来了，在肖华写《长征组歌》的过程中，经常跑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交换意见。

　　新京报：当时的政治保卫局，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罗：我父亲在长征出发时，是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相当于锄奸部门。保卫局跟政治部并列，不允许有逃兵，再一个就是防止敌人来破坏，所以锄奸的任务很重。

　　政治保卫局算是机关，在那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父亲提出的口号就是政治保卫局的人不能少一个。但当时他的任务也不轻，要担任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要防止逃兵，还要防止敌人破坏，自己还要完成长征任务。

　　长征最初像个大搬家式行动

　　什么铸币机呀、X光机呀，都带着舍不得丢，哪像军事行动呀新京报：那时候行李多、行军慢，你父亲他们的责任重大呀。

　　罗：长征最初，什么铸币机呀、X光机呀，都带着舍不得丢，成了个大搬家式行动，哪像军事行动呀。那时候下令说，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断后，每天才行走一二十公里。

　　蒋介石最喜欢红军这样了，每天飞机都可以来轰炸，大炮可以来打。

　　新京报：在保卫局工作，你父亲的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

　　罗：虽然我父亲他们直接参加的战斗不多，但艰苦的环境都经历过。像在若尔盖草地，过去老以为过草地，是沼泽地过不去，很多人都陷进去了呢。

　　我父亲讲过，过草地之前，战士在街上买了青稞面，预备了五至七天的粮食，而过草地过了一个多月，粮食很快就吃完了，只能挖草根。有的战士挖的是毒草根，就中毒死了，有的饿死了，还有一些伤病，沼泽地的蚊子很大，也没有什么医药，还有掉进沼泽地里淹死的。

　　在沼泽地里，红军没有遭敌人阻击，纯粹是跟恶劣的环境做斗争。有的叔叔就讲，最后都找不到向导了。其实当时就不用找向导了，后面的人跟着前面牺牲的尸体走就行了。你想想有多惨呀。

　　过雪山的时候，我父亲有一匹马。他身材比较高大，身体也比较好，基本上不骑马，都给伤病号骑了，小战士拽着马尾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开追悼会，他的很多老部下的子女都来参加。他们说如果没有罗瑞卿，就没有他们了。

　　李德这个人有点书呆子气

　　他可能会弄个军事地图，拿着图尺一量40公里，“一军团，6个小时之内，要赶到这里”新京报：湘江战役算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了，你父亲怎么看这场战役？

　　罗：他说突破这道防线非常惨烈，牺牲太大了，当时就有大量民夫都丢下东西跑了。

　　湘江战役中有个八军团是仓促组织起来的，当时为了扩大红军力量，一些地方武装也改编成了红军。好多人都是刚参军几天，就遇到这么残酷的打击，丢下东西就跑回家去了。

　　虽然红军一路扩红，招兵买马，但到了陕北，红一方面军也只剩下6000多人，二方面军7000多人，四方面军8000多人。实际上一路上有补充有牺牲，如果把补充的人加起来的话，牺牲人数就更大了。

　　所以，我父亲老是跟我们讲，他们是幸存者。你想呀，从江西出来时正规部队8万多。

　　新京报：不过，湘江战役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罗：你想想，从江西出来之后，每一次通过一道封锁线都要牺牲很多人，很多红军战士都对博古他们的领导很有意见，到了湘江战役以后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遵义会议召开时，我父亲不是直接参加会议范围内的人，但他负责保卫工作。作为保卫局的人，他们在下面也都议论，争论得也都很激烈，大概也感觉到了红军要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毛泽东亲自去保卫局传达的遵义会议的消息，我父亲他们有的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说红军有救了，党有救了。

　　另外，我还听叔叔伯伯说，博古当时是总书记，湘江战役后，他自责呀，感到责任大，情绪很低落。

　　新京报：当时李德有军事指挥权，他怎么样呢？

　　罗：李德这个人也是个书呆子，共产国际过来的。他可能会弄个大军事地图，拿着图尺一量，40公里，“一军团，6个小时之内，要赶到这里。”可是，那都是盘山路呀，不绕行怎么走得过去？这么一下子就不止40公里了吧。

　　从军事上讲，二战之前，德国是个军事强国，蒋介石当时请的也是德国的军事顾问。

　　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运用德国军事指挥战术的较量，那就是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但是，想想红军和国民党军事力量对比，用中国的一句俗话，那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

　　王明、博古他们还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一点都不了解，你说能赢吗？所以还是毛主席那种，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跑，这才是实事求是呢。

　　我父亲推荐过李克农任公安部长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给我父亲打了个电报，说“速到北平一叙”，要他把手头工作交给别人新京报：你父亲有没有在长征中留下一些照片？

　　罗：长征路上没有相机，所以红军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到了延安后，斯诺给照的。他拍的最著名的照片就是主席戴着八角帽的，他是把别的红军送给自己的八角帽给主席扣上了。

　　还有一个黄镇，他原来是美术专科毕业的，到了延安之后根据回忆画了一些画。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你父亲担任公安部部长，这是不是和他长征时从事保卫工作有关？

　　罗：毛主席多次表扬红军时期的保卫工作，我父亲也觉得很自豪的。

　　我父亲当公安部长是这么回事。那时候我父亲在第十九兵团做政委，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又回到太原前线，太原攻打下来后，主席已经到北平了，在香山双清别墅，给我父亲打了个电报，说“速到北平一叙”，要我父亲把手头工作交给别人。

　　我父亲到了北平后，先是周恩来跟他谈的。我父亲当时就说，“哎呀，公安部长这个职位可能李克农同志担任更合适一些，我还是打仗去”。周恩来就告诉他说，主席已经定了，你就别再提什么要求了。

　　接着他就去见主席，主席就说，“听说你还不想回来，还是想去打仗？”他说，我们国家马上就要成立了，都要去打仗，那成吗？我父亲没吭声，就这样留在北平了。

　　新京报：作为开国元勋的子女，父辈对你的影响应该很大吧？

　　罗：我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父母的影响下长大的，或者叫在父母的阴影下长大的，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这样。

　　你看介绍我时怎么介绍？就说罗箭同志不就完了呗，还要加个后缀，罗瑞卿之子。我这一生都没有脱离父母的影响。

　　当然，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财富，我觉得我们从父母的身上学习了很多。我们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郭少峰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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