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论”影响村民除蜗积极性

　　“效益论”影响村民除蜗积极性

　　临近早晨8时，阳光开始照进地里玉米的梢头和叶子，叶子上逐渐温暖，啪的一声，一只蜗牛从上面掉了下来，落在地上。“这东西不仅坏，而且贼，天一热它一松身子骨碌下来就到了地上。”张建民说。

　　张建民的玉米地是村里蜗牛虫害最严重，也是用药最多的一块地。尽管地上有不少吃了除蜗药的蜗牛死尸———空壳，但很多叶子上仍然明显地留有白色的带状印迹，那是叶子被吃空的标志。

　　“被爬过的玉米至少减产20%，穗吐丝的季节把丝咬断完，这果实就没了。”裴村店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肖传刚说。8月份蜗牛虫害暴发以后，他和乡里一些干部在不少地方进行了走访，根据调查，“除了一些地势稍高的村庄，基本都有蜗牛作孽”。

　　尽管如此，像张建民一样打药除蜗牛的村民并不多。记者在五里河乡和葛岗镇的一些化肥农药专营店了解到，进入八九月份，是蜗牛虫害最严重的时期，这里的除蜗药剂销量并不大。五里河镇一位做化肥农药生意的商户对记者说，除蜗药通常一亩地得用三四包，但该店一个月总共卖了几十包。

　　“药越打越吸引蜗牛”是农民们的普遍解释，而舍不得花钱、舍不得投入也是一个原因。在杞县县城开有种子铺的农艺师朱圣贤一语道破蜗牛泛滥的一个关键因素：“实际上，农村劳动力普遍进城务工，农民的注意力被效益转移了。”

　　这样粗放式种植习惯造成的后果是，村民们错过了一个消除蜗牛隐患的最好机会。朱圣贤对记者说，实际上开春翻地以及以后农闲锄草的时候，深耕深翻就能破坏它们的生长环境，杀死最少一半蜗牛。

　　这种“效益论”也在杞县菜农那里得到了印证。9月7日，从临近杞县西侧的城郊乡传来消息，在该乡一带也曾经活跃的蜗牛已经得到了遏制。“当地菜农采取打药和人工捕捉相结合的方式，使蜗牛已经大为减少。”

　　杞县城郊乡及周边乡镇现有蔬菜种植面积5万多亩，年生产蔬菜4亿公斤，无公害蔬菜已经成为杞县的一块招牌，也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蔬菜受虫害影响大小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收入，因此那边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朱圣贤说，城郊的辣椒种植户几乎都从他这里买过除蜗药，一个多月就卖了几十箱。

　　被寄予期望的“集体疗法”

　　“曾经有人问我这些蜗牛可不可食用，这些蜗牛寄生虫太多，并不属于可以食用的品种，只有杀了埋掉。要想根除，我认为可行的还是只有药杀。”9月7日，葛岗镇农业协会会长彭立启对记者说。

　　但临近9月中旬，玉米开始收获，棉花也基本成熟，“蜗牛毁也毁不到哪里去了”。同时，“天也逐渐冷了，蜗牛会越来越少，暂时应该不会有更大危害了”。王楼村的一位村民说，这成了村民们的普遍心理，因此清早下地捉蜗牛的人越来越少。

　　最近几天，张建民也没有专门再去责任田里捉蜗牛了。“玉米马上就掰了，让它们吃也吃不了多少了。”

　　“如果放松了警惕，认识不到危害性，不采取有效的办法，明年可能会有更大的暴发。”杞县农业局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说，今年蜗牛泛滥，就是源于近年来温度、湿度适宜，导致蜗牛在地下不断累积。如果今年不集中治理，来年春天若再碰上湿润时节，蜗牛“肯定比今年还厉害”。

　　但个体洒药会引来更多蜗牛、人工捕捉费时费力不能根除、精耕细作尚需等待来年，目前对付蜗牛的办法都不够有效。

　　“我认为，应该由政府出资组织人力进行全县范围的集体喷洒。否则由农户个体治理，一方面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也收不到效果。”朱圣贤说，蜗牛的繁殖栖息地是以水多的河沟为经脉向农田延伸的，因此采取洒药等办法必须重点照顾河沟，但一些来买药的农户听说要把药洒到河沟里就不愿意，而单洒自家的地里，一方面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除蜗药多为“诱杀”，有药的地方会吸引更多的蜗牛前来，打击洒药人的积极性。王楼村的村民们曾零零散散地用洒药的方法杀死和驱除蜗牛，可虫害不减反多，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单独行动的尝试。(郑州晚报记者 游晓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