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色情第一案”映射网络监管困局(2)

　　色情网站背后的暴利

　　赵志斌告诉本报记者：“经查，陈辉等人通过这些网站获益20余万元，陈辉本人则获利5万余元。”

　　一位熟知案情的调查人员认为，陈辉的收入应该远不止这个数目。他怀疑，陈辉可

能已经将大部分赃款用于消费或转至境外，其非法获利的真实情况很难完全统计。

　　据调查，陈辉所主管的色情网站前期以免费注册的方式吸收了约20多万名会员，随后就对入会人员开始收费，注册费每年199元、266元不等，终身会员的会费为666元，最高的达到3999元。另外，网站每月收取的广告费用1000 元到3000 元不等。

　　通过上述资料中注册会员费、广告收入和点击量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理论上陈辉集团年获利将达数千万元。

　　这位调查人员说：“因为整个网络管理非常严格，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按照其规定进行，付费渠道也控制得很紧。”据了解，这些网站的管理人员按级别分为论坛管理员、超级版主和版主，各自的职能都划分得非常明晰，再加上他们大多采用国外服务器，监管难度非常大。

　　陈辉租用美国的服务器租金为每台1000~3000元人民币/月不等，这个价格是国内服务器的一到两倍。

　　史晓明解释说：“国外服务器技术水平高，犯罪分子使用一台服务器可以设置多个IP，并且可以随时更换，动态性比较高，反侦查性相应也比较高。”

　　这也是一些从事非正当职业者大多选择国外服务器的原因，正当职业者出于成本考虑则多会选择国内服务器。

　　技术手段落后的困扰

　　在接受采访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一直是困扰办案人员最头疼的问题，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硬件装备不到位。

　　从2005年6月21日接到举报开始，“情色六月天”一案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直至今年8月29日才将相关材料递交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史晓明告诉记者：“网络犯罪的取证比其他案子要困难。网上取证，首先对人员的要求是必须懂电脑，其次我们的技术手段应该比犯罪分子高，而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设备应该比犯罪分子要高。”

　　这（破案）不可能依靠公安人员加班加点就可以实现了，基础设施到位非常重要。

　　史晓明说，公安方面接到此类犯罪的举报近年开始增多，但是“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去受理部分案件”，因为“人手和物力财力都有限”。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证实：“我们每年受理这类案件很少。”

　　太原市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当初接到举报，通过前期勘查就发现，这个案子远不是该局所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就抓紧报给了山西省公安厅。

　　“我们当时接到举报分析认为，该案的规模很大，作案涉及的省市和人员都非常多，所以就决定上报公安部。”该案专案组副组长、山西省公安厅网监总队队长穆如祥告诉本报记者。

　　据了解，该案之所以逐级上报求援，除了案件规模较大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安机关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方面人员不足，技术相对落后。

　　史晓明说：“目前网民达到1亿多了，但是对应的警力比例极低。”

　　据了解，太原市公安局网监支队共有10余人，其中侦查科共4人，而按照最基本的办案匹配，该中心至少需要25个人。

　　该支队一位负责同志表示，此案得以顺利告破，一方面是抽调了各市县公安局的警力，另一方面在于公安部“坐镇”协调和配合。

　　“这个案子明显暴露了我们人手的不足。”上述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他们已经就此案中碰到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希望通过此案能够引起各级领导重视，从而对网监队伍建设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史晓明则告诉记者，此案结束后，他们将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吸纳新的人才。但是，他比较头疼的是，这类人才很难找。“刚毕业的学生有技术，但是经验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有办案经验的人技术上并不都过关”。他认为，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形式，对警方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技术落后映射网络监管困局

　　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达到1.23亿人，网站总数约为78.84万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19.4%和19.5%。报告分析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最快，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方面是网络犯罪案件逐年增多，另一方面是破案能力原地踏步，史晓明感觉非常头疼。

　　随着目前网络带宽、结点发展和系统的不断升级，该局网监支队的设备更显落后。而要完善这些硬件设施，“要投入上千万元，至少需要几百万”。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数字。

　　一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财政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说上网的还需要这么多经费干啥？”可是他们所办理的案件又多涉及机密，不能对外界透露、解释。得不到一个合理解释，财政当然就更不能接受。

　　史晓明说：“（由于设备不到位）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主动去发现犯罪线索，而只能靠举报，接到举报也只能选择很小的一部分来办。”

　　一位从事多年网络监管的民警透露，由于少数领导“认识不到目前网络犯罪迅速增多的趋势和危害性，我们把问题反映了多次也没有任何回音”，对网监的职能界定不到位；再有，他们上报的一些项目曾引起了中央和山西省的重视并得到了一部分拨款，“但是到了地方财政，就被卡掉了很大一部分，将近三分之一”。

　　这位民警说，这种问题全国各地都很普遍，“经济落后的省市可能更突出一些”。

　　据了解，史晓明和他的网监支队在用“院子里我们最破旧的车”办案的同时，把几个相邻的办公室都腾空了，准备成立一个网络报警处理中心。“其实全国各地都在建，因为现在网络诈骗案件潜在危险非常大，势头显得比较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