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丽的逃离和白求恩的来华

　　郑连根

　　张德丽是最近备受媒体关注的新闻人物，她原为四川省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因无法承受巨大压力，主动调离了原工作单位。据报道，张德丽之所以“逃离”，首先是因为医院制定的经济指标考核的压力。另外，很多医院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医护人员被社会误解，甚至妖魔化，执业环境越来越恶劣。张德丽深深地感到，医务工作者已经成为一个

“耻辱的职业”。

　　这几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医务工作者唯利是图，开大处方、收红包之类的现象屡禁不止。医务工作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职业是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是崇高的。可是如今，在“一切向钱看”的思维之下，救死扶伤让位于“经济指标”，人道主义演化成了拜金主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像张德丽这样有良知的医务人员当然“活得不爽”！

　　在潜规则盛行的领域，一个身在其中而又不认同这套“游戏规则”的人恐怕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选择离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德丽的“逃离”是有意义的，她以此控诉了当下不合理的医疗环境。她的这种做法让我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白求恩。

　　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同情底层人民，曾中断大学的学业去为伐木工人讲课，还曾去美国的工业城市底特律行医，专门为贫困的工人和新移民治病，少收钱甚至是不收钱。可是，一个人的努力终究有限，穷人受疾病困扰却无钱看病的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白求恩逐渐认识到，医疗造福于人类的程度，在医学技术的限制之外，医疗制度的好与坏也非常关键。1935年，白求恩到苏联考察了其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认为这种医疗制度比较接近于他的理想。回国后，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随后他又组织了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希望借此“医疗救民”。这之后，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志愿赴西班牙服务。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于1938年从西班牙奔赴中国。

　　由此可见，白求恩他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信念之外，也包含着他对当年西方社会医疗制度的不满。他的来华，于当年西方盛行的医疗制度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逃离”。

　　无论是当年白求恩的“逃离”，还是如今张德丽的“逃离”，都在以一种醒目的方式昭示：医疗服务应以最大限度地救死扶伤为第一要务，绝对不能简单地套用“市场原理”，“一切向钱看”。对外，医疗机构应该把病人看作是自己的服务对象、救治对象而不是榨取对象；对内，医疗机构应以医德、医术作为考察医务人员的主要指标，而不能将个人收入与他们的“创收”简单挂钩。

　　我们应尽快改革医疗体制，以使它能容得下“好人”，让良医不再“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