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警察的维和故事

　　9月17日，我省赴科索沃执行维和任务的民警葛建军、杨华乘坐联合国安排的航班，回到阔别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祖国。此前，我省在苏丹维和的民警何庆雨和在利比里亚维和的民警李伟强，已于今年7月平安回国。

　　面对记者的采访，4名河北维和警察讲述了他们酸甜苦辣的维和故事。

　　回来了！回来了！

　　9月17日，带着对动荡中依然美丽的科索沃深深的留恋，带着对家人无限的怀念，带着胜利完成各项维和任务、充分展示了中国警察风采的豪情，我省赴科索沃维和的民警葛建军乘坐联合国安排的飞机，回到了已经阔别整整14个月的祖国。

　　在科索沃维和的14个月里，葛建军写了整整126篇日记。透过这些日记和对他的深入采访，记者感受到了一个中国警察在海外维和的艰辛与努力。

　　1、最重要的事--一定要真正通过外语关

　　"我第一天走进特警部办公室报到上班了。每个人都用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工作程序我不懂，他们的英语口音也重得听不懂。更有着急的警察开口就向我要中国警察的臂章，可惜我从来没有学过'臂章'这个词，老哥说了半天看我傻呵呵的光笑不说话，干脆伸手拍拍我的左臂臂章，然后用了个交换的手势，我才如梦方醒，告诉他我没有。"

　　要说老葛的英语不灵光，恐怕熟悉他的人谁也不相信---从大学开始到去科索沃以前的十几年里，葛建军一直坚持自学英语，家里的墙上、桌上到处都是写满英语的纸条子。2000年开始，他报名参加联合国维和警察的甄选，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5年他才如愿以偿。在这5年里，他更是天天把英语挂在嘴上，和宝贝女儿较着劲学习英语。

　　更何况，为了让我国的维和警察能够更好地胜任国际维和任务，公安部还要对已经是优中选优的民警们进行专门培训，英语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葛建军说："在培训的两个月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一桌子的英语案件录音磁带，在听完一遍后，按要求写出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案件性质和经过在内的20个要点，20分钟交卷。要点不够不及格，卷面不清楚不及格，超时不交卷当场作废……"

　　虽说英语水平不差，可是一起执行维和任务的外国同行们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很多还带着浓重的口音，"俄式英语"、"德式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要听懂各式各样的"万国英语"，是我国许多维和警察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2、最怕听到的声音--炸弹倒计时的“哔哔”声

　　到科索沃以来，不下几十次听教官介绍防雷经验和教训，多次从记录片中听到炸弹被引爆前几秒钟的倒计时声！工作生活中，有时因为手机没电了发出“滴滴”的报警声，同事们要么就地卧倒，要么鱼跃出“圈内”，摔个鼻青脸肿也没有人会笑话。

　　毕竟，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科索沃历史上一直有“欧洲地区火药桶”之称，科索沃战争造成当地经济严重衰退，走私、贩卖军火、杀人抢劫等各种犯罪频发。在葛建军到达科索沃仅仅两个月以后的2005年9月，由于独立、移民、大选以及政权移交谈判等问题，科索沃再次引发了一系列游行、骚乱、袭击和武装冲突。袭击者要么将炸弹置于目标车下，待到车子启动后突然引爆；要么在晚上9时后用冲锋枪或手榴弹向目标疯狂扫射、投掷。

　　为此联合国安全部门下达通知：“形势极度恶化，可能随时会有射向你的子弹……”我国驻科索沃警队也严格要求：饮酒不开车，休假不动车，离开车子即使一分钟也要做彻底检查；人犯押解过程中和边检夜班时一律着防弹衣，不随意停车；枪支按时检查擦拭，随身携带；晚9时半后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外出……

　　在科索沃的前半年里，葛建军主要在特警队负责押运要犯到庭受审，主要是被指控或犯有杀人、抢劫、走私、贩毒、绑架、非法持有武器军火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有跨国犯罪嫌疑的外国人。葛建军的工作让他相对于很多维和警察有了更大的危险性：“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一般只有两名警官，一人驾车，一人观察处理车内外情况，但车上要犯经常会有五六个。嫌犯随时可能借机逃跑，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负责押运的警官会被联合国立即遣返回国，给祖国荣誉抹黑。更加危险的是，经常会有嫌犯同党或亲友开车跟踪囚车，甚至有意把冲锋枪放在车窗前进行挑衅。还有的嫌犯因交待了罪行出卖了同伙，会有不明身份人员伺机在半路报复，或者他的同伙杀人灭口，所以每次都是提心吊胆的。”

　　尽管小心加小心，但是他们面临的危险依然不断。葛建军在2005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刚从普力滋顿回来，就见许多警察和便衣围在我们SPU大院里，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现场空气异常紧张……刚才有人在这台车底下发现了爆炸装置，险些酿成大祸。他能把炸弹放在办公室外的车下，就可以放进办公室、洗手间或办公区的其他地方。”

　　在随后的8月20日下午，葛建军办公室门前停放的一辆吉普车下发现爆炸装置；今年3月，他在执勤时发现在边检站附近有一枚不明爆炸物。他认识的一位英国维和警察下班后去餐厅吃饭，5分钟后再回来，车上就已经被人安放了两枚炸弹，导致这位英国警察胸、膝等处重伤，同时受伤的还有9名当地群众。

　　3、最伤心的事--参观我驻前南使馆遗址

　　2005年10月1日，在我的倡议下，同事们去参观1999年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炸毁的我驻南大使馆遗址。看到满院的凄凉，满目的狼藉，涌出满心的酸楚。被强力炸弹炸瘫了的主楼和代表中国风格的琉璃瓦碎片像座大山，压在我们的心头；像钢刀，扎进每个人的心里。

　　嗓子眼发干的我，默默地一个人围着院墙转了一大圈，最后瘫坐在草丛里，目视着使馆残骸发呆。

　　远离家乡和亲人，代表祖国到局势动荡的地区进行崇高的维和任务，让维和警察们对“祖国”、“和平”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悟。

　　在距离科索沃不远的贝尔格莱德，有一家专门经销维和纪念木牌和纪念旗的商店，叫做“蓝色PX”。在他们经销的商品上，绘有近年来到波黑和科索沃参与维和行动的几十个国家的国旗，可是偏偏就是没有中国的。“其实我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2001年起就精选警察参与波黑和科索沃维和行动，都5年多了，为什么还没有我们的标志？”至今提起此事，葛建军的语气中仍让人感觉到他当时的愤愤不平。

　　从那以后，每去一次，他都要专门见一次大堂经理，告诉他们：“这不公平。”今年4月4日，当他再次出现在这家商店门口时，经理主动迎上来说：“再过四个星期新的牌子就到货了，我向您保证上面有中国的国旗了！”

　　正是因为对祖国、对中国警察荣誉的珍视，葛建军出色地完成了14个月的维和任务：在负责要犯押运的半年时间里，他完成117次要犯押解和出警、演习等任务，没有一次事故；2005年12月30日起他换岗从事边检工作，先后被提拔为副大队长和大队长等职务，期间带领本队同事执行巡逻查控任务188次，特勤任务39次，查处走私、非法出入境案件37起。他回国时有关部门对他的鉴定是最高等级的“OUTSTANDING”(杰出)，所供职的单位特意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沧州市公安局赠送了精美的牌匾表示感谢。

　　4、最宝贵的物资--国内带去的调味品

　　为了节约经费，更为了安全，在科索沃维和的警察都是2人以上合租住房，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冬季的科索沃蔬菜种类单一，只有土豆、洋白菜和大葱……从国内带来的食品和榨菜都已近弹尽粮绝；还有点调味品，另有两瓶酱油、老醋，平常炒菜时只舍得放半瓶盖。至于香油就更不敢奢望了，仅有的半瓶只有来客人时点一点，闻闻味大方一下。

　　科索沃地处欧洲，葛建军在吃、喝、住的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还不算特别大，最大的难题是饮水。北约军队的轰炸给当地留下了大量的贫铀弹，地下水污染严重，饮用后可能导致白血病等致命疾病。因此，联合国的文件中严格要求维和警察不能饮用当地的水。他只能从有限的津贴中，每天买6瓶进口的矿泉水，折合人民币30多元。洗澡也尽可能控制次数，不敢洗得太勤了。

　　由于停电频频，每次来电的时候，他们合租的房子里总是一派欢欣雀跃的繁忙场面：抓紧时间给家里写电子邮件的、给各种电器充电的，还有人要趁着来电把一天的饭都做出来。来电，对他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尽管经历着在国内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让葛建军更加心酸的是当地群众的窘境：“当地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七十，而且物价奇高。许多十几岁的小孩，在国内正应该是上学读书、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为了生计，到街上摆摊谋生。尤其是在冬天，这总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已经为人父的葛建军，遇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把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些糖果、小玩具送给他们，给孩子们艰难的生活中带来一点小小的惊喜。

　　总结一年多来的维和感受时，葛建军充满深情地说：“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们心灵刻下的永不磨灭的创伤；看到了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者肆无忌惮地焚烧了和平世界的爱的花园；我看到了一双双曾经绝望的泪眼流露出对和

　　平的渴望……但我坚信，和平始终会如春天的嫩芽，必定会驱散萧索无情的寒冬，让春满人间；看到宽容的流泉熄灭了仇恨的火种，使敌对的双方放下了刀枪，化干戈为玉帛……”

　　□本报记者 牛海英

　　背景

　　中国维和历程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截至2006年8月，中国已先后向联合国14项维和行动、9个任务区及纽约联合国总部派出维和人员5872人次，其中，成建制派出各种分队4957人次。

　　自2000年1月以来，中国已先后向东帝汶、波黑、利比里亚、科索沃、海地、阿富汗、苏丹等7个任务区派遣了800多人次的维和警察，其中包括向海地任务区派遣的4支维和警察防暴队。

　　链接

　　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的区别

　　顾名思义，维和部队都是由各国军方派遣的，主要任务是制止冲突，恢复和平；而维和警察则由各国警方派遣，执行民事任务，履行警察职能。

　　相对来说，维和警察的职能范围较广，所受限制较少。最近我国向苏丹和黎巴嫩派驻的就是维和部队。2001年，中国应联合国要求，第一次向东帝汶派遣维和警察。

　　讲述

　　维和警察的苦乐人生

　　除了在科索沃担负维和任务的葛建军，去年7月开始，我省民警何庆雨、李伟强和杨华分别在苏丹、利比里亚和科索沃执行维和任务。在艰苦与危险并存的环境中，他们向祖国和家乡人民交上了一份精彩的答卷。

　　险

　　维和任务区散落着大量枪支弹药，维和警察随时要面对死亡的考验

　　到苏丹朱巴前方总部报到的第二天，何庆雨就遇到了一个“下马威”：苏丹第一副总统坠机失事，随即引发大规模骚乱。暴徒们抢劫商店、攻击警察、滋事寻衅，在三天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店铺都遭到了焚烧和哄抢。每天耳边不断环绕着枪声，晚上宵禁，何庆雨在一片混乱中度过他到苏丹的最初岁月。

　　何庆雨告诉记者，在苏丹，由于武器泛滥，甚至有的儿童背着AK47自动步枪去放牛，不同部落之间为了保护牛群，常常爆发激烈的枪战。今年初，就在他驻地不远，乌干达反政府武装越境袭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当地机构和孟加拉维和部队军营，造成了很大损失。

　　除了枪支，地雷是威胁维和警察安全的“头号杀手”。据联合国统计，埋设一枚地雷的成本不过5美元，而排除一颗地雷的成本高达500美元。这些刚刚摆脱战争的国家，除了依靠联合国的援助进行一些扫雷行动外，依然有大量的地雷没有排除。因为地雷太多，在国内一年开车要达到3万公里的何庆雨，在苏丹一年只开车行驶了不到三千公里，如果执行任务超过100公里，都要搭乘直升飞机。由于直升机噪音太大，何庆雨说：“现在我最怵头的就是坐飞机。”

　　利比里亚失业率高达90%以上，特别是内战期间许多前战士游荡在街头，大批枪支弹药散落民间。在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期间，李伟强正赶上总统选举，支持前总统的力量几乎每天都要示威游行，骚乱不断，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枪响。这对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维和警察来说，实在是危险重重。杨华在科索沃维和期间，担负的任务是反恐反黑，除了随处可见的冷枪与地雷，更要面对犯罪分子的报复，危险可想而知。

　　苦

　　维和地区普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疾病、炎热、毒虫都成为维和警察的敌人

　　虽然对维和地区的艰苦条件早有所闻，但满目疮痍的景象还是出乎李伟强的意料。

　　在利比里亚的维和任务，让李伟强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个夏天———出去的时候，在国内已经过了2个月的夏天，在长年平均温度在38摄氏度左右的利比里亚呆了一年，回国后又赶上夏季，于是李伟强的这个夏季有整整14个月。

　　整个利比里亚缺少供电、供水、邮政、电信、医疗、交通网络等基本设施。到处是山地丘陵，除了道路和办公地及住所，剩下全是野生的草丛。李伟强的驻地离水源有1公里多距离，道路崎岖没法开车，只能两个人抬着一个大水桶，一点一点地去打水。有一次，去抬水的时候，李伟强不小心在膝盖下面磕了一下，当时也没有在意，简单包扎了一下。可是第二天，整个小腿都开始发炎流脓了，只好停止工作到附近的中国维和部队找军医进行治疗，如今他腿上的伤疤还令人触目惊心。

　　在苏丹，何庆雨4个人每月花1千美元租了一套只有四张床、一个桌子和一个沙发的房子，安下了家。可是发现国内带去的电磁炉根本派不上用场：前两个月每天还有一两个小时来电，到后来电根本没有了，靠木炭生火做饭。下班以后就呆在办公室里上网、写信，真正做到了“以单位为家”。

　　乐

　　我省四位维和民警向各国同行展示了中国警察的良好素质，为祖国和家乡争得了荣誉

　　赴海外维和，是中国警察为国际和平事业作出的一份贡献，也是一次国际警察的大比武。在这场国际舞台的较量中，我省的四位维和民警以他们高超的警务技术、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责任感，获得了各界的好评。

　　到科索沃以后，杨华竞聘联合国警察总部刑侦局反黑反恐侦察处的岗位成功，-成为自中国参与国际维和以来，第一位进入高层调查部门工作的中国警察。他将国内从事经济犯罪侦查时的经验应用到工作当中，建立了金融犯罪侦查计算机数据库，拟定了科索沃警察系统金融犯罪侦查组织体系结构和标准操作程序，受到高度评价。有很多人甚至给自己的同事及家人打电话说，“喂，我们这里来的一位中国警察太能干了。”由于表现突出，他被破格提拔为经济金融犯罪侦查大队队长等职。

　　曾经参与东帝汶维和任务的何庆雨，在苏丹先后担任培训教官、培训发展处处长等职务。在苏丹工作的一年时间里，他一个人的工作量超过整个培训部门的二分之一。当地地雷危害严重，他就把国内“安全进社区”的经验带到了当地，组织排雷专家给老师和学生讲解防雷知识，大大降低了当地地雷爆炸危害；学员难以集中到教学区上课，他就组织教学力量深入到基层警察局，去给当地的警察“送课上门”。在回国前，总警监为何庆雨的鉴定写了如下评语：何庆雨是名素质非常高的警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该为有这样的警官而自豪。

　　李伟强在利比里亚的任务区靠近首都，地处交通要道，治安形势复杂。在这一年中，他经历的案件从种植罂粟毒品、自杀、地雷案件，到各种强奸案、打架斗殴，不胜枚举。在他回国的时候，加纳籍队长评估报告中说：李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的警官，他总是自我激励，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去参与实现整个警队的目标，尽其全力去达到联合国警察的核心目标。

　　文/本报通讯员 傅春秘 本报记者 牛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