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应该追求怎样的生活品质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十字路口———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人就会感到迷茫，这就成了“越有钱反而越苦闷”。不能只想到让老百姓有钱了，看着银行储蓄的数字见长偷着乐，而是要让老百姓用钱消费享受生活。

　　杭州要做好杭字这篇文章

　　树木亢着劲地长，是“杭”字，树木郁郁葱葱意指“休闲”；“木”字静，“亢”字动，加起来是“杭”字，动静结合意指杭州独有的“文化”；“机”遇多得盖了个帽，是“杭”字，意指“创业”。杭州的生活品质就是本土的休闲、文化、创业的结合，这种聚合的力量就是杭州的优势。

　　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拥有宜人的街道、住宅和交通，拥有优良的教育和医疗，拥有令人神往的文化娱乐场所和社区生活，拥有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拥有良好的法制环境，社会安全而和谐———谁能拒绝这样一方“乐土”？杭州的志向是，精耕细作这方“乐土”，用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每一个细节定义“生活品质”。

　　昨天，在杭州市委、市政府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共同举办的“提高生活品质、推进和谐发展”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权威专家纷纷畅谈提高“生活品质”的发展理念、思路和举措，用思想的火花为杭州撰写了一本开卷有益的“智慧字典”。

　　专家精彩发言

　　发展不能只想到让老百姓有钱了

　　“原来在我们的规划中，常看到这么一项指标：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中共中央政研室经济局副局长、教授白津夫说，到“收入水平”戛然而止，现在看有些“浅”了，杭州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为重点”，让人眼前一亮：提高生活品质明显更胜一筹，发展的目的不能只想到让老百姓有钱了，看着银行储蓄的数字见长偷着乐，而是要让老百姓用钱消费享受生活。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升生活品质，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切实落实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有信心消费、有能力消费，减少老百姓现时消费的后顾之忧。

　　与生活品质相比，很多人可能对幸福感更为熟悉。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多年来研究的领域就是“测量人的主观幸福感”，他的观点很明确，“透过幸福感，也可以展示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平”。“经过多年调查，幸福指数不一定跟着财富走，生活品质和财富之间当然更不会等同起来。”

　　国家统计局科研所副所长、研究员康君更是直截了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十字路口’———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人就会感到迷茫，这就成了‘越有钱反而越苦闷’”。

　　公共服务领域不能市场化

　　改善公共服务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研究员葛延风开门见山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公共服务领域不能市场化！”说实话，这是一个营利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也不愿干的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共化和市场化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后者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打个比方，比如用“公共化”的视角看卫生领域，那么肯定希望老百姓不生病少生病；如果用“市场化”的视角看卫生领域，问题就出来了，肯定希望老百姓多生病生大病，因为这样更容易赚钱。

　　葛延风说，在提升生活品质的驱动下改善公共服务，就是要做到有钱的没钱的都要保障，这就得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了，政府这个“一家之长”要承担起三大责任：规划责任、投入责任、监管责任，保障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性、可及性，让老百姓个个见到好处！

　　产业链中需要一条“安全链”

　　我们常常把“优化产业结构”挂在嘴边，在提升生活品质为战略主导的大背景下，怎样去“优化”呢？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陈文玲提到了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产业链：“安全链”，与人民群众的生命紧密相关的安全链条。

　　我们的企业一讲到社会责任，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慈善事业。在瑞典最好的企业，我们看到了有关社会责任更广的视界———生产的产品要对公民、社区负责，要对资源、环境负责，这种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经营生产的全过程。比如说就在我们身边的“宜家”，如果进场商品的木材来自原始森林，来自国家保护级树种，完全拒绝，前不久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宜家”取消了两个供应商的资格。这就是比慈善事业更高层的社会责任，在一个讲求生活品质的城市必须注重的企业精神！

　　生活品质是大众的生活品质

　　“我们讲生活质量，生活品质，那么是谁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呢？”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自我解答，我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众的生活品质才是一座生活品质之城的着眼点。

　　持这一观点的专家有不少。白津夫提到，让人民群众共享成果，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要惠及大众的；陈文玲提到，在一座生活品质之城，要让全体市民具有幸福感、满足感、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创造感。

　　“一个生活品质高的城市，我的理解是一个大家比较放松的空间，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拥有从容的生活面孔。”唐钧指出，这和赚多少钱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倒是要着力搬掉“新三座大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实现全民医疗、教育均衡、让人等房，把老百姓从这些生活“压力”中解放出来。

　　打造“杭”派生活品质

　　“杭州提生活品质，杭州市民有第一发言权，上海市民就有第二发言权。每个周末，多少车子从上海赶来杭州！不冲别的，就冲着是杭州的一种自然结合，这是别的城市所不能取代的。”李琪，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他很有感受，当年提和谐创业，杭州领先了一步，现在提生活品质，杭州又高了一招。李琪说，杭州只要把“杭”字这篇文章做好，就是独一无二的“杭”派生活品质了！对于杭州的“杭”字，李琪打起了“字谜”：“树木亢着劲地长，是‘杭’字吧，树木郁郁葱葱意指‘休闲’；‘木’字静，‘亢’字动，加起来是杭字吧，动静结合意指杭州独有的‘文化’；‘机’遇多得盖了个帽，是杭字吧，意指‘创业’。杭州的生活品质就是本土的休闲、文化、创业的结合，这种聚合的力量就是杭州的优势。

　　课题组观点

　　城市形象的经营：

　　漂亮的杭州更需要“内外兼修”的气质

　　杭州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写字楼、公路、体育场、大型购物中心、旅游和娱乐设施，如果以此描绘杭州的样子，展现在眼前的是无数大都市反复的叠加重影。

　　秋日的西湖湖光洌滟，窗外美景倒映在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心中，“杭州形象”则更需要靠一个“智慧的大脑”来经营。“实现内外兼修”，这成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提升生活品质引领城市发展》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对杭州形象经营的重要建议之一。

　　“就城市形象而言，不但应当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应当拥有高素质的市民、多元化的文化生活、高品位的生活品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明程度来吸引国际投资者和国际游览者。”纵览杭州，在风光美景的背后，设立文艺人才库、突出贡献奖、公益产品政府收购等一系列活动悄然展开……近两年来，杭州也在“练内功”上下足了功夫。“城市公共交通一卡通”、“沪杭磁悬浮交通项目”获得批准，杭州和上海等国际大都市之间的频繁互动，表明杭州正在加快对“外”迈进的步伐。

　　事实上，“内外兼修”经营城市形象，已经成为世界上各大城市的发展潮流。新加坡，一个和杭州深厚历史积淀全然不同的城市。2000年3月，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部长李玉全说：“我们要把新加坡定位为亚洲主要城市以及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新加坡在这个时候谈文艺复兴，更多的是着眼于另外一种资源。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敏锐地发现了“内外兼修”的秘诀，在随着经济的增长，“只有那些能够创造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城市，才可能有后工业时代的繁荣。”

　　在对比新加坡等国的实践后，李国平对杭州提出几条具体建议：“要建立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介体系，积极承办高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活动；提高杭州市民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号召市民积极投身于杭州城市形象建设。”

　　创造者阶层：

　　一个城市生活品质的地理坐标

　　美国曼哈顿的“苏荷（SO-HO）”、北京大山子798工厂、上海苏州河仓库……既这些之后，杭州杭印路49号———古运河边的旧厂房，成为了艺术家们的又一个“乌托邦”。

　　蒯大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昨天，以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一名研究者的身份激情地说，为什么艺术家们会选择杭州？因为杭州在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过程中，为“创造者阶层”提供了充满创新活力的文化氛围。

　　“创造者阶层不同于蓝领，他们工作选择的余地大，创造性强，常常要找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而不是被动地跟着工作走。他们文化水平高，对居住地文化要求也很高，对环境讲究。”因此，那些具有吸引“创造者阶层”潜力的城市，必然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拥有宜人的街道、住宅和交通，拥有优良的教育和医疗，拥有宜人的令人神往的文化娱乐场所和社区生活，拥有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拥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拥有良好的法制环境，社会安全、和谐的区域和城市。

　　“创造者阶层”，通俗的说是“脑力劳动者”。这个群体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了一个具有生活品质的城市的地理坐标。

　　在蒯大申的印象中，波士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里汇聚了哈佛、mit等几十所大学，又是医疗中心，交响乐团、芭蕾舞团、博物馆，样样世界一流。这样的城市他们当然愿意去。”无可厚非，文化水平高、对居住地的文化要求也很高的创造者阶层的选择，成为了波士顿作为生活品质之城的最佳印证。

　　“杭州已经不再会是传统工业的中心，它正在向金融、教育、医疗、信息、高科技和国家交流中心迈进。杭州的经济动力不是那些高楼大厦，这个转变过程中，它的动力正是创造者阶层。”从发展较为成熟的波士顿，回到转型中的杭州，蒯大申把“创造者阶层”的概念强调得更加斩钉截铁。“研究杭州城市的生活品质，且看这个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生活环境。”

　　休闲、文化、创业：

　　三位一体的杭州生活品质

　　“杭州作为生活品质较高的城市发生了哪些变化？”“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变化？”昨天，有很多学者用理论来阐述这个宏大的课题，武汉大学教授周长城，则把目光聚焦点放在了构建杭州生活品质评价体系。他所在的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课题组结合杭州的特色，选取了“休闲、文化、创业”三项本土化指标，将杭州的生活品质分解成了数十条可评价、可测定的指标，并把落脚点放在了市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

　　作为“东方休闲之都”的杭州，市民的这股休闲劲让周长城印象深刻。然而，在课题组所建立的评价体系中，它被分解成市民生活林林总总的细节。首先是和健康医疗相关的“县级以上运动竞赛的次数”、“医生平均负担居民数”、“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病床数”等。而“杭州拥有的电影院数量”、“剧场演出收入”以及“你每年外出就餐的花费？”也都成了影响杭州生活品质这张成绩单不可或缺的因素。

　　深厚优雅的文化底蕴，必然使“文化”成为杭州生活品质考察的最重要因素。除了社会保障覆盖率、广播电视覆盖率、文化单位数等这些硬指标之外。周长城认为，作为一个公认“生活品质较高”的城市，文化应该是在历史继承、演变中，深深渗透在百姓生活中的一个理念。为此，在其构建的评价体系中，“你拥有多少报刊、拥有多少公共图书资源、有多少学生在校上学”，被认为是折射出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

　　“幸福指数”是不是城市新的GDP?面对当前讨论的热点，周长城的回答是肯定的，“幸福指数补充了GDP，一座城市生活品质还是要有坚实的GDP为基础的。”回归杭州，逾越了5000美元的人均GDP无疑是杭州创业指标的一个重要筹码，与之相对应的是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以及社会消费品总额等创业的硬指标。“人才环境的高校数量、科技三项费用、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和谐创业”的提出，使杭州生活品质面临着更多软环境的考验。(记者王力张向瑜王倩 记者李忠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