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事业单位超编严重，许多市、县（区）财政收入不够支付人头工资，已经严重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2005年宁夏地方财政收入47.7亿元，其中用于各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经费开支就达25.6亿元。
（《中国青年报》9月24日报道）
上世纪比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有三次，1983年、1988年和1993年。但若干年前我们动大手术、下大决心割去的一块肉，现在却呈现诡异的“反精简”态势：日常性的行政事务被精简得不行，于是再得要编制。
国家干部或公务员的多少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兴奋点。当下尤为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角色和任务厘清了，再谈编制问题。超编问题的历史渊源可能要追溯到计划体制下政府在公共事务与权力分享方面的专有权，这一权力并没有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而消解，加上竞争机制和监管救济的缺憾，造成“权力自肥”倾向累积成超编问题。
当医改把“英国模式”或“英德美模式”引入我们的生活语境，我倒觉得英国的某些行政理念似乎也可供我们借鉴：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政府机构改革”将行政系统划分为“决策核心”与“执行机构”两部分，将90％的政府公务员转到执行局，除了有严格法定程序规定的行政事务外，其他的社会服务都由民间团体来“生产”，而政府则花钱消费服务。政府服务的部分市场归属也许还真是解决超编的好办法———但前提还是那个：先弄懂政府必该做什么、而哪些可以不做、哪些必不能做。“超编”不能原罪，如果超出的编制人员都能高效地为政府、为民众服务，“超编”又何尝不是社会之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