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端木利华老人穿着一件米白色西装，颈间系了一条深色的围巾，微笑着接待了记者。如果不是事先了解，记者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耳聪目明的老人已有87岁高龄。

　　在端木老人的娓娓叙述中，她的生活脉络渐渐展开了：老人生于南京，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于是被舅舅带回了安徽老家。抗战期间，她和妹妹与舅舅一家颠沛流离，先后辗转汉口、重庆，并在重庆接受了高中教育。解放初期，她与丈夫一起从上海来到青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开始参加居委会工作。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2年。在接下来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了她热爱的居委会主任岗位。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时隔13年后的1985年，自己再次被居民推选为居委会主任，直到1992年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实在力不从心才离开这个岗位。

　　老人骄傲地告诉记者，她差不多是当时全市第一个参加居委会工作的市民。也就是因为这份不拿报酬的差事，她推辞了许多条件更好、工资更高的工作。当时，有好几所中小学校想请她去当教师，甚至其中一所中学让她去担任教导主任，都被她婉言谢绝了，每次她都会说：“我已经有工作了，你们安排别人吧。”

　　端木利华不仅工作不拿报酬，她还经常自己掏钱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解放初期，大多数家庭都有三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有的生活非常拮据。而她没有孩子，丈夫工资比较高，自己生活又非常简朴，她就经常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给张家的孩子买衣服、为李家的孩子交学费。谁家过年过节有困难，她就送去几十元钱帮他们渡过难关。作为居委会主任，辖区居民的情况她了如指掌，当时12条街上的200多户居民几乎都得到过她的帮助。

　　1962年，看到许多孩子因为家境窘迫而失学，端木利华在齐东路居委会办起了市民业余学校。学校聘请高中毕业生担任教师，讲授从小学到初中乃至高中的课程。学校一直开办了5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停止办学。学校停课后，部分教师到正规的中小学任教，而担任校长的她再次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做居委会工作。

　　自从老伴十几年前去世后，端木利华就靠政府发给的750元补助过日子。如果当初到其它岗位工作，她肯定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您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吗？”老人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说：“我一点都不后悔，居委会工作是在为人民服务啊。”停顿了一下，老人接着说：“我分析过自己，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看到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我真是从心眼里高兴，自己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正是由于这朴素的爱国情怀，在抗美援朝时期，她和老伴一起把两人积攒的十两黄金，还有结婚时的戒指、翡翠等嫁妆全部捐给了国家，并且每月节约40元钱和半袋面粉交给政府，以帮助军属生产自救。老人说：“那是保家卫国啊。每个人都要为了国家尽力的。”也是因为这种朴素的情感，2005年2月，端木老人到市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在百年之后，她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她不是横刀立马、战死沙场的勇士，但是从她无怨无悔的付出与奉献中，不难体会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责任感。

　　年事渐高的端木利华现在基本不出院子了。每天，她通过新闻了解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尽管生活并不富裕，她依然不忘为祖国分忧。不管是遇上旱涝灾害，还是地震台风，她总是拿出自己节衣缩食省下的生活费送到居委会捐助灾区。当有人劝她多为以后攒点钱时，老人回答：“我还没有想过我自己。” 本报记者姜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