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环保超女的非常生活

　　著名环保NGO汪永晨对于我来说，总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多次相约才定了采访时间和地点。在采访她那天，我们随同一个国际妇女组织的部分成员到北京顺义的一个儿童村参观，中午在食堂就餐，一个很了解汪永晨“内幕”的同行悄悄跟我说，我们现在用一次性筷子和餐盒，汪永晨肯定不乐意。话音刚落，汪永晨就冲大家喊：用这个钢托盘吃饭吧，别用一次性餐盒了……看来，在汪永晨的意识里，环保无小事。而我给她的冠名“环保超女”虽然俗了点，但实在不为过。

　　关注环保，缘于那一刻的心动

　　汪永晨是从1988年开始关注环保问题的。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午间半小时》节目的汪永晨接到了一个听众的电话，反映游人在同一个时间去香山观红叶，采红叶，把黄栌的根都踩出来了，破坏很大。随后，这个听众又带汪永晨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看工人们在湖面上“捞脏”，工人们说一天最多能捞一百多船。这两件事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此不和谐。她立即制作了两期广播节目《救救香山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影响了一大批人开始关注环保问题，汪永晨也渐渐变成了“环保发烧友”。

　　汪永晨认为自己确实是个“发烧友”，而且烧得温度还不低。“发烧”缘于1993年的那趟青藏高原之行。那次她从西宁到格尔木，沿途碰上无数掏金者，那些掏金者一进青藏高原就是大半年，不但严重地破坏了植被，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野生动物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也都成了他们枪下的猎物。裸露的秃山坡上，到处都是珍稀动物的遗骨，它们的血，一滴滴地印在了小溪边的砾石上，也印在汪永晨的心上。她回忆说，“远远地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在奔跑嬉戏，那么快乐，那么和谐。而后我又看到了一头被猎杀的野牦牛，牛角朝天好象一个天问——为什么要杀我！假如我没有看到它们那么快乐的生活，或许看到它们被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那一刻，我就决定，一辈子都要走这条路，把环保进行到底。把自然保护区的美和它存在的意义告诉更多的朋友，同时也要把自然被我们人类遭塌的样子让更多的人看到。”

　　1994年，汪永晨采访了一位在苏北农村被人们称为“鸟痴”的小学校长。一进村子，村里那一棵棵被虫子吃的没有一片完整叶子的大树，让她的心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过一进那所小学，她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色：绿树参天，树上挂满了鸟巢。学校里有鸽子楼，有小鸟医院，还有标本室，而“鸟痴”校长朱以勋的事迹更让她感动不已。

　　在贫穷的小村子里，粮食对一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有个村民在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大天鹅。他拿着天鹅找到“鸟痴”朱以勋说，你不是爱鸟吗，给我50块钱，我就把天鹅给你。朱校长二话没说，回家拎起面口袋到街上把面卖了，把卖面的50块钱给了那个村民。这以后朱以勋带着同学们天天看护着受伤的大天鹅，一天晚上，值班的同学听到天鹅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鸣叫，跑过去看，大天鹅已经倒在了地上，解剖后发现，大天鹅的身体里有六颗子弹。朱校长把天鹅做成标本，带着全校的孩子们，从田间地头一路走一路向人们诉说：大天鹅是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回到北京后，汪永晨把那个小学的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给了她一万块钱，她把那个小学30个穷孩子和10名老师请到北京来，把他们爱鸟的故事讲给北京的孩子们听。随后，她制作了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在节目中介绍了这所农村小学的师生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事迹。节目播出后，全国乃至世界已有300多所学校和他们结成“手拉手”学校，这所小学校也被世界自然奖金和联合国环境署定为绿色教育示范。这个节目也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秀节目一等奖，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之后她又策划了“森林与孩子”活动，请一所私立中学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学生每人出两份钱，一份给自己，一份给贫困孩子，共赴丹东的森林，去感受大自然。

　　从此，汪永晨手中的录音机直指环境问题，热情也全部投入到环保活动中。一次，她乘的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见到一位乘客随手要把一个白色塑料饭盒扔进江里。制止后发现，这艘很不错的江轮上竟然没有一个垃圾筒，船上乘客及服务员都把垃圾直接扔到江里。回到北京后，她采访了中国交通部和长江航运管理部门，得知在我国长江运营的客船上，垃圾如何处理没有条文规定。经过现场和事后的大量采访她制作了广播节目《 “白”了长江》，节目播出后，交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久有关“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出台；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大规模的沿江考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

　　草根“绿家园”的环保大捷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活动。这是一个民间环保群体，宗旨是“没有口号，没有说教，没有功利，有的只是对自然的一片赤诚”。理念是“走近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虽然“绿家园”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一分钱，没有办公室，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但他们却组织了很多环保知识普及活动，打响了一次次环境保卫战。

　　1998年到2000年，“绿家园”和香港的一个环保组织共同发起一项“绿色礼物献给新世纪”的活动。他们在赤峰翁牛特旗千分之一，香港一样大的地方全部种满了树。当汪永晨得知赤峰敖汉旗的一个地方土地沙漠化，当地老百姓很贫穷，没有钱买草籽和树种时，组织了1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来到当地植树，志愿者们除了担负自己的食宿，还要买草籽和树种。当志愿者看到当地小学的孩子们除了课本，从来没有看过图书，现场就捐了3000多块钱，帮他们建立起一个图书馆。

　　在一次采访中，一个环保局的人告诉汪永晨，北京乃至全国义务种树十多年了，树是种了不少，但种了以后没人管。一棵树，三分种，七分养。于是“绿家园”在十三陵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里率先开展了领养树的活动。迄今为止，“绿家园”义务植树、领养树的活动遍及内蒙古、河北、山西、四川和云南。“绿家园”会员已经增至3万，成为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

　　作为一名记者，通过数次采访报道，汪永晨懂得了“环境监督”的意义以及媒介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为了让更多的记者参与环保，并增进环保知识，为环保做更多的事，2000年夏天，她和几个做环境报道的记者创办了“绿家园记者沙龙”。每月请一位专家给那些没有生态学知识的记者进行科学普及，同行们可以在这里交流信息、探讨行动、互相鼓劲，共同关注环保。这个沙龙的作用在以后的环保行动中，得到了最佳发挥。

　　一次，一个记者得知，北戴河一块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湿地上要建一个国际会议中心，于是他在沙龙上一宣布，大家分头行动，采访、写稿报道，最终惊动了河北省有关领导，湿地被保留下来了。还有一次，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要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记者们的齐心协力下宣告流产，这片芦苇荡将成为北京的第一个湿地公园。

　　在诸多的环保活动中，汪永晨的两次“反坝”运动，使草根“绿家园”开始崭露头角，汪永晨的名字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

　　2003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木格措采访的汪永晨接到一个都江堰遗产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快守不住了，你快过来看看吧。”打电话的人要求汪永晨过去采访，阻止在都江堰的鱼嘴上马杨柳湖水库水利工程。站在岷江边上的汪永晨远远地望着都江堰的鱼嘴，那一刻她决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鱼嘴，让更多的人来保护世界遗产。

　　回到北京后，汪永晨在她一手创办的记者沙龙上公布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很快，敏感的媒体开始报道。从7月初到8 月底，180家媒体的集中报道终于让有关部门作出反映，2003年8月29日，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

　　如果说保卫都江堰是以胜利而告终的话，那么“怒江保卫战”则要艰巨得多。怒江，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但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汪永晨和其他环保人士就此展开了反对建坝的“怒江保卫战”。

　　为了了解怒江，汪永晨和其他媒体的记者、环保志愿者一道开始了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他们自己酬资在北京举办了“情系怒江摄影展”。“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汪永晨说，这条江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属于全人类。　

　　汪永晨认为，发电的方式可以选择，但怒江一旦被破坏，将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大坝的修建，不仅意味着沿岸的生态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建成后不一定会像预计的那样给当地百姓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后来，汪永晨在《深情的依恋———怒江》一文记录了她怒江之行的所见所思。“今天要在怒江上开发十三级水电站，除了有扶贫说以外，就是能源短缺说。扶贫，就要移民，把有着那么丰富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的家搬走了，没有了根的民族，能富裕吗？一个民族特色的形就，一种文化内涵的孕育，一个习俗的养成，又要多少代人的沿袭。而毁掉，却可能是一瞬之间。”

　　2004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当时正在怒江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得到大坝缓建的消息，失声痛哭。

　　怒江建坝工程被搁置后，有媒体评论说，民间组织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汪永晨却认为，中国的NGO和那些利益团体较量，不是一个层次的。果然，没过多久，怒江工程依然上马，但级别降低，并部分听取环保人士的意见。

　　永远奔走着的理想主义者

　　有人说NGO都是理想主义，对此汪永晨并不否认。她的感悟就是，“理想主义者从来都不计较结果，他们只注重过程。如果太计较结果，反而会有太多的顾虑，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成。”

　　汪永晨的理想大都在“路上”，她说，我属马，生性喜好东奔西跑并乐此不疲。而她的奔走，并不是观光旅游的行者。无论是行走在原始荒凉的深谷，还是赶赴人迹罕至的极地，都是为了关爱自然，给人类一个“昨天的记忆”。

　　汪永晨先后出过两本“行走记录”——《绿镜头-大自然的昨天和今天》和《世界两极密码》。在《绿镜头》里，有300多幅照片，10多万字。书中记录了大自然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美丽和遭到人类破坏后的惨状。这其中有曾经是冰川博物馆的长江源头，到处是高原草甸和网状水系，现在则是正在哭泣的冰川和啃食地皮的牦牛及遍布各处的砾石滩；有被誉为香格里拉的云南，这里既有美丽的高山杜鹃，更有大山的眼泪——被砍的只剩下根的大树和埋掉整整一个村庄的泥石流……每一个篇章都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关于自然的故事，在表达着那颗关爱自然的拳拳之心的同时，更是她充满忧虑的呼唤：关爱大自然吧！人类家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土壤沙化、空气污染、冰川退化、水土流失、珍稀动植物濒危、洪水连年不断……

　　汪永晨的另一部作品是《世界两极密码：从长江源到北极》，讲述了她在世界“最高”、“最北”地带的探险遭遇、考察发现、有趣见闻等。她行走的一极是青藏高原的长江源，还有一极是冰天雪地的北极。前者她是作为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队的一员，踏上“世界第三极”之旅的。穿越浩瀚的柴达木，越过莽莽昆仑山，涉足荒寂的可可西里，途经

　　在那次探险中，汪永晨经历了两次“大难”。姜古迪如，藏语意为“野狼出没的地方”。有一回，她和伙伴们真的和野狼咫尺相对，在与野狼目光对峙的那一刻，她们或“喘成一团”，或握着菜刀却“腿肚子在打哆嗦”……对汪永晨来说，真正险恶的不是野狼，而是高原的严重缺氧。有一次她一头栽倒在地，突然失去知觉，“七八个队员上来七手八脚地掐我的人中，揉我的手，搓我的脚，把我从那个世界的‘天边’拉了回来……”

　　过了九个多月，汪永晨又开始了“北极之旅”。当时乘坐的是一艘高科技破冰船“北极曙光号”，除了有时晕船呕吐，一切都还算安然无恙。可她是个不安分的人，总要给自己找点“麻烦”。在返程途中，“北极曙光号”到达阿拉斯加时，为了拍摄日落和日出中的蓝色冰川，她竟独自一人在冰川前过夜。当游客散尽，只剩下她一人“形影相吊”时，她注意到路边标示牌上写着，这里会有黑熊、野狼……所幸的是熊和狼没来“光顾”她，倒是北极圈的黑蚊子在她的脑门上叮了18个大包……

　　行走过两极的汪永晨，在书中要告诉人们的，不仅是她对极地的新鲜感知，更有对大自然的感恩，对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感悟。比如在谈到极地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的后果时，她写道：“国际冰雪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明，喜马拉雅的冰川正在以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快的速度融化，如果以现在的速度融化，到2035年，在这一地区就看不到冰川了！而如果真要是冰川消失，亚洲的几大河流——印度河、恒河，还有我们的长江，将失去丰富的水源。谁能说遥远的冰川与我们无关？”

　　曾经有一位农民写下这样的文字：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都是人的鸣叫。在人们惊讶一个农民怎么能在黄沙滚滚的旷野里，同时获得了对生命和语言如此深刻的体验时，汪永晨却感慨，这正得益于他与天地万物的深情独处。

　　为了那份深情，为了那份“独处”，汪永晨将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