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天纲
稍稍熟悉清朝历史的人，都很容易发现：清朝皇帝对园林的迷恋，超过了汉、唐、宋、元、明，清朝的宫廷，确实有一种“园林情结”。这个“情结”从何而来呢？电影《圆明园》的开头介绍，康熙建造圆明园，是因为清朝的皇帝来自北方，不耐北京的酷暑，一到夏天就想出宫避暑，所以特别想造园林式的离宫，这是符合历史状况的。
我们从史料中看到，从顺治朝开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到同治、光绪、宣统，每个朝代都耗费大量钱财造园、修园，为的就是要躲过北京城里的夏天。紫禁城里没有一棵树，一条河，溽热之外，还单调乏味，清朝的皇帝是能逃就逃。清朝灭亡以后，好事者算了一下，关内十个皇帝，有六个都是死在圆明园，或者承德避暑山庄。真正死在紫禁城里的清朝皇帝只有顺治、乾隆、同治、光绪四人，顺治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造园，同治、光绪则是因为圆明园被毁，清朝太乱，不能离开宫廷，只有“太上皇”乾隆实在太老，不想避暑了，将就便宜地死在养心殿。
清代的交通条件，不能让满族皇帝随意回到满洲“龙兴之地”去消夏，也不可能每到七、八、九月就长途跋涉去北戴河海边避暑。这样，离开西直门二十华里的海淀一带，上风上水，地势高爽，从燕山上下来的水流汇聚，形成湖泊渊坛，适合造园休憩，成为清朝建造园林的上上之选。
其实，汉族官员士大夫从一开始就不主张耗用国库，动用民脂民膏，修建皇家园林圆明园和避暑山庄。最近读魏特的《汤若望传》，知道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不耐北京紫禁城的酷暑，已经准备大兴土木，在京畿修建园林。这比现在大家知道的康熙皇帝修园时间要早三四十年。当时清朝还没有完全统一，建国平乱，耗费很多，财政空虚，汉族官员敢忧不敢言，希望有人出来阻止多尔衮。结果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挺身而出，他用星象和风水理论，阻止了多尔衮的造园计划。可见满人一入关，就存着要建造自己园林的想法。后来康熙建造畅春园、圆明园，并不是首创，只是遵循了清朝的“祖训”而已。
汉、唐以降的皇帝，迷恋于宫殿建造，是“宫殿情结”。秦始皇造了“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以后，汉未央、唐大明，历朝历代的皇帝总是千方百计地要造出宏大的宫殿，压过前朝，现出自己的巍峨。清朝有点特别，它不是“宫殿情结”，而是“园林情结”。“清承明制”，清朝并没有建造自己的宫殿，他们只是修复了明朝留下来的紫禁城，住了进去。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都是焚毁了前朝的宫殿，建造起自己的宫殿，弄得我们在“六大古都”里，并不能看到真正的古代宫殿，只能看到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遗址。清朝将就地住进明朝的宫殿，确实委屈了，所以他们是一定要造自己的园林的。
满族文化落后，是从草原的木屋和帐篷里走出来的简陋民族。然而，园林却是比宫殿更难建造的高雅建筑，清朝面临文化难关。文化落后，固然是缺点。可是，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有勇气承认落后，那就是莫大的优点了。清朝承认了自己的落后，就能认真地向先进文化学习。在建造园林的时候，清朝不遗余力地向南方汉族文化学习，向欧洲西洋文化学习，这使得他们能够造出第一流的园林。圆明园设计采用最多的是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康熙任用的设计师叶洮(字金城，号云川)，就是来自江南地区青浦人。康熙、乾隆十几次下江南，沿途看到好风景，就设法搬到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去。海宁的安澜园、江宁的瞻园、苏州的狮子林、无锡的惠园、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苏堤……“圆明园四十景”中最多的是江南园林，没有一景是满族自己的。
清朝宫廷还专门从澳门觅来不少西洋人耶稣会士，像王致诚、蒋友仁、郎世宁、马国贤等人，他们是“供奉内廷”的“洋顾问”，精通工艺、建筑、绘画和设计。圆明园的建造，包含了他们的心血。圆明园三园中，最壮观的要数长春园。长春园中，最华美的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西洋楼”。“西洋楼”前的“大水法”，是法国耶稣会士从巴黎大喷泉直接拷贝下来的，精致异常。因为结合了中国江南园林和法国园林的精华，欧洲人称圆明园为“万园之园”，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已经名扬西方，甚至压过了同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郊外建造的凡尔赛宫。(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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