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长马兆祥15岁随红军长征(图)

　　本报记者王瑞强文/图

　　他是陕西子长人，13岁担任儿童团团长，15岁率少年先锋连跟随红军长征；曾率少年先锋连多次奋勇杀敌，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他是长征路上中央红军队伍里为数不多的陕西

人之一。

　　2006年8月27日，在北京翠微西里家中，教育部原副部长、87岁的马兆祥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70年后的今天，子长人马兆祥对上个世纪30年代经历长征后的那次回家记忆犹新。……

　　翻过一道梁，马兆祥看到了马家坪村和半坡上那孔半月形的窑洞。离别家乡近两年后，马兆祥跟随中央红军回到陕北。暮色里，打开院门的母亲贺氏还是没能认出这个最小的儿子。因为，村民们都知道他已经“战死沙场”，连时间、地点都说得一清二楚。可马兆祥还是回来了，他的一举一动映在全家十几口人的泪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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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春，揣着母亲塞过来的两个苞谷馍、两个大洋和一串铜钱，马兆祥在组织安排下离开陕北老家安定（今子长）县，去大城市学习。可他并不知道，大城市究竟在哪里，也没有预料到，半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央红军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几名参加长征的陕西人。

　　现已87岁高龄的马兆祥再次追忆起那段历史的片断，认为长征只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但却历练了包括他在内的每一位红军战士。

　　13岁当儿童团长

　　当时儿童团打土豪、分田地、支援红军的工作多次得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表彰

　　马家三代都是贫农，七个儿子中有六个先后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二儿子马凤祥、六儿子马德祥后来加入陕北红军。

　　受伯父马宪融的教导，马兆祥自小入私塾读书。1930年，11岁的马兆祥分别在瓦窑堡国立第二高小和清涧县国立第一高小读完小。其间，两位老师史经卫、任耀宗经常在上课时小声宣传有关共产党闹革命的事情。马兆祥也是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朱德是穷人领袖”。尽管当时错把朱、毛认为是一个人，也不知红军是什么组织，但两位老师的话却成了马兆祥接受革命思想的缘起。当晋西游击队经过清涧县城时，马兆祥甚至组织了一些同学去大街上欢迎。

　　一天，已加入陕北红军的六哥马德祥到清涧县看望弟弟。交谈中，马兆祥得知，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三军团会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几个哥哥也都在给红军做事情。

　　1932年5月13日（农历四月初八），还有一个月就要从学校毕业，马兆祥却突然一个人跑回了马家坪。一到家，他就说要去当红军。第二天，在三哥马致祥、四哥马天祥介绍下，不满13岁的马兆祥入了儿童团。半年后，读过书的13岁的马兆祥被指定为第九区儿童团团长，此后，又担任了秀延（今子长）县儿童团团长。在马兆祥的记忆里，当时儿童团打土豪、分田地、支援红军的工作多次得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表彰。

　　1934年秋，在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河口战役中，陕北工农红军总指挥谢子长身负重伤。不久，党组织决定派马兆祥代表陕北苏区儿童团，前去探望。

　　接到通知那天，马兆祥挑着父亲从地窖里选出的两个西瓜，走了五里路，最后来到灯盏湾村一间窑洞前。由于

　　“听说我是娃娃头，还入了党，谢子长同志特意嘱托在场的其他人，要将我送到中央苏区锻炼，回来跟随他打仗。”此后不久，马兆祥便被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回想起往事，他说，这一天成了他革命生涯的转折点。

　　跟随贾拓夫前往瑞金

　　在汉口，马兆祥第一次住进“海”上的“楼房”，第一次吃到白米饭，第一次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后来，才知“楼房”原来是轮船，“海”其实是长江

　　1934年，马家坪战役后不久，陕北红军九支队政委杨凤歧找到马兆祥让他去大城市学习。“听说要去学习，当时心里很高兴，一口就答应了。”对杨凤歧当年所说的话，马兆祥举着双手表示“愿意”。

　　临走前，杨凤歧一再嘱咐，要严守秘密。

　　几天后，马兆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速去关帝庙集合，有人等他。顾不上吃中午饭，马兆祥只给家里人说，出去学习一段时间。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学习多长时间。

　　赶到村边的关帝庙，马兆祥老远就看见庙门前站着三个人，走近，才发现是身穿红军服的杨凤歧和商人打扮的张汉武，另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褂的却不认识。在张汉武介绍下，马兆祥得知此人是关老师（后来才知关老师真名叫贾拓夫），会送他去西安学习，路上一切要听老师安排。马兆祥记得，出发前，除了几件衣服，关老师身边的筐里放着四大名著。

　　一路上，两人换乘了两匹骡子。第七天傍晚，太阳快落山时，关老师带着马兆祥赶到西安城郊。经打听，党组织遭破坏。情急之下，他们决定连夜坐火车离开西安。车厢里挤不下，两人就坐在火车顶上，熬了两天两夜，到汉口下车。

　　“出洋相了。”在汉口，马兆祥第一次住进“海”上的“楼房”，第一次吃到白米饭，第一次看到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后来，关老师说，这不是“楼房”，是轮船；这也不是“海”，是长江。

　　两天后的深夜，轮船抵达上海。白天，关老师出去打探消息，马兆祥寸步不离旅馆。第三天下午，关老师回来，决定当晚就走。两人在一个小车站下车时，已是第二天晚上10点钟。

　　下了车，马兆祥跟着关老师一路急行，专走田间小道，直奔东南方向。翌日下午4点多钟，一名赤卫队队员拦住去路。经过一番询问，赤卫队员答应将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这时，马兆祥才知道，自己已到了江西瑞金。

　　连长没有走出草地

　　一天早晨，醒来后的马兆祥用胳膊肘顶了顶身后的魏虎说：“连长快起来，要赶路了。”背后却没有反应

　　关老师真名叫贾拓夫，陕西榆林人，时任陕西省委委员兼秘书长，负责省委组织工作。

　　在瑞金，贾拓夫安排马兆祥去学习。听说要去中央红军大学，马兆祥又一次迫不及待地回答“愿意”。其间，受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影响，红军大学普通班很快解散。马兆祥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少年先锋连，任指导员。连长是曾参加过宁都起义的河南人魏虎。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百万大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推进。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各师、团陆续从瑞金周边地区出发，开始长征。11月中旬，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二、三道封锁线后，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冲破第四道封锁线。

　　“全师抢渡过了湘江，我们连只剩下六十多人。”而马兆祥清楚记得，出发前，少年先锋连共有120余人。不知道长征的目的地在何方，每天，马兆祥和魏虎带领全连战士不停地走。

　　长征让马兆祥一生难忘，四川松潘没有人烟的茫茫草地是心里一块“永远不化的石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1935年6月进入大草地。

　　大草地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食物极度匮乏。如果哪位战士偶然捡到一张兽皮还会受到表扬。能吃到一次兽皮，战士们都很高兴。草地里的毒水无法饮用，行军的战士们喝水也成了问题。有些战士渴得实在受不了，看见驮物资的马或骡子撒尿，赶快用东西接住，晾一晾沉淀一下，然后喝下解渴。

　　走过大草地的人都说，那是去了一趟“鬼门关”，倒下了就很难再起来，沿途躺满了战友们的遗体。在草地里睡觉，两个人背靠着背，坐在一小块草皮上。

　　一天早晨醒来，马兆祥用胳膊肘顶了顶身后的魏虎说：“连长快起来，要赶路了。”背后却没有反应。转身一看，连长没了气息。“他是抱着一杆轻机枪死的。”连里本来有四挺轻机枪，为减轻负担，其中三挺在途中被迫扔掉，留下的唯一一挺，连长魏虎说什么也不肯丢弃，要坚持自己背着。

　　“我抱着连长，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连里其他战士也马上围过来，大家就坐在水里，一个劲地哭，希望他能睁开眼睛。”尽管已成往事，但马兆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痛楚，良久地沉默。他说，连长哪怕睁眼再看一下，战友们也会把他背出草地。现在，一提到魏虎，马兆祥都会跷起拇指，挺着胸脯说：“那是个好人！”

　　长征途中的一些故事已渐渐从马兆祥的脑海中逝去，仅有的一些片段弥足珍贵。但长征中与每个人结下的深厚友谊却能相互扶持着走得更远。据马兆祥回忆，贾拓夫是他唯一认识的参加长征的陕西人。当中央红军走出大草地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在四川阿坝、巴西地区征集了60万斤粮食，马兆祥曾率少年连去领粮，但却没有见到贾拓夫。此后，再见时，马兆祥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

　　解放后，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每到武汉视察都要看望马兆祥一家。

　　17岁时战斗中受重伤

　　1936年，马兆祥随红一方面军攻打甘肃曲子镇一条巷道，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

　　伤痕，是战争年代在革命者身上刻下的印记，一个伤痕就是一个故事。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中，每个印记都凝聚着红军战士戎马生涯的艰苦人生。马兆祥说，这些故事永远都讲不完。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后，为了不将敌军引入陕甘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击退跟踪而来的东北军，即“切尾巴”战役。在那次战役中，马兆祥第一次负伤。

　　1935年10月21日，战斗打响前，马兆祥带领少年先锋队二十余人和中央警卫部队的战士，一起在吴起镇对面数百米高的土塬上设立指挥部。不一会儿，毛泽东、

　　上午9时许，夹在土塬中的一条深沟从远处扬起漫天尘土，最前面是敌军先头部队的两个骑兵团。待敌人进入伏击区后，彭德怀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一军团打响了第一枪。突然响起的枪炮声让敌军乱作一团，整个敌军部队迅速向后撤退。看到敌人溃不成军，少年先锋连的战士们高兴得大声喊叫。毛泽东笑笑说：“娃娃们跑得快，娃娃们上！”得到毛主席命令，马兆祥率领少年先锋连，飞奔着冲下土坡。

　　“吱、吱”，子弹带着响声从身边擦过。“打到地上的子弹像锅里炒的豆子一样乱蹦。”追击了大约一个小时，马兆祥的左臂嗖地麻了一下。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大喊：“指导员，你负伤了！”他低头看时，流出的血浸湿了军服的袖子。

　　此战胜利，毛泽东随即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马兆祥最深的伤口在腹部。1936年5月，为了巩固陕甘宁苏区，中央军委决定西征。马兆祥随红一方面军出发。在攻打甘肃曲子镇一条巷道的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马兆祥的腹部，鲜血从伤口里冒出。强忍着剧痛，马兆祥把流出的肠子硬是塞了回去。这是马兆祥在战场上受的最重的伤。

　　“现在想想，活下来真不容易！”马兆祥说，但比起牺牲的战友，这点伤实在微不足道。

　　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马兆祥多次为陕北老区争取专项教育资金

　　建国后，马兆祥先后负责参加了三门峡工程和丹江口水电站的建设，并曾出任湖北省孝感专区副专员。

　　“文革”初期，马兆祥被划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靠边站。不久，马兆祥与其他一些老同志开始接受劳动改造，清扫院落、厕所，捡拾垃圾，随后，又被分派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其间，马兆祥大儿子去山西插队，大女儿去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小女儿则投奔了北京一位老战友。就这样，一个家被分成了四处。直到1972年，马兆祥才到北京疗养。

　　1977年春的一天，马兆祥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他鸭舌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马兆祥从人群中挤过去，轻轻捅了他一下。胡耀邦见是他，非常高兴，相约晚上去家里聊聊。此后，在胡耀邦安排下，马兆祥去教育部工作，担任副部长兼办公厅主任。当教育部副部长期间，马兆祥多次为陕北老区争取专项教育资金。

　　采访中，马兆祥多次陷入沉思，在他眼里，70年前的长征岁月就像一本书，这本书不仅挽救了红军，也让一张张刚毅的面容活在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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