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展销活动启动

各地新华书店设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专柜或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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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作者：王树增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

《红军1934-1936》编者：师永刚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9月

　　9月底，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正式启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同时设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专柜或专架，集中展示展销相关图书。在已经出版的200多种“长征书”中，可以看出出版者视角正在发生变化，与以往内容过硬，注重宏大叙事和描写，类似教科书的性质相比，今年的“长征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解密类。这类图书偏重于以解密后的史料为基础，对长征中的事件和人物关系进行梳理，作出更为准确的叙述。主要代表作有《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和《解谜李德与长征》等。

　　2.口述、日记类。陈虎的《长征日记》以大量史料为基础，记述了长征中每天发生的真实故事。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是从他几十年所写的400万字的日记中摘录出来，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此外还有林伟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等。

　　3.全景类。这类图书以大视野、展示长征的全部过程见长。诸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红军长征史》等。

　　4.新视野类。这类图书偏重于局部或者某一个侧面，或者力图以小见大，滴水观沧海。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她们》、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中的女红军》、三联书店出版的《红军1934-1936》、《爱在长征中》等。

　　5.追寻类。这类图书的作者注重用脚来书写，他们或全部走完长征路，或者走完一部分。其中，包括石仲泉的《长征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魏巍的《长征———地球上的红飘带》等。

　　6.人物类。这类图书偏重长征中的领袖、将领等人物。如《征程军魂———长征中的著名将领》、《红军长征人物谱》、《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红军英雄传》等。

　　7.故事类。这类图书以长征中的故事为主题。如《长征故事》、《跨越雄关———长征中的重大战役》、《毛泽东的神来之笔》。

　　8.文学类。这类图书用文学的笔法来写长征，用细节还原历史。最典型的当属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总体来说，“长征书”的编辑出版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不少图书图文并茂，有的还随书配有光盘，大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了解。

　　作者访谈

　　王树增：用小说笔法书写长征

　　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谈六年写长征

　　阅读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极似观看一部时不时在电视或录影上重播的老战争纪录片，颗粒感的画面和快动作产生出奇异的魅力。

　　这种奇异的魅力几乎总是自发地出现在长征的每一个参与者身上。红军炊事员朱家胜，这个易被忽略人物的史料被王树增选为67万字《长征》的压轴故事。1936年11月23日，挑着担子、一路跋涉的朱家胜最终到达了陕北，也脱下了从1934年12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央红军的一位干部拿出针线开始帮他缝补衣服。朱家胜在漫漫征途上所裹带的寒气顿时被这种温暖驱散了。

　　除还原长征途中普通红军官兵的命运外，作者还着力展现相关历史背景下个人与历史的紧密关联：四支红军主力部队在同一时空的立体转战；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微妙牵引；战争商人伺机大发战争财……王树增的书写像是一位军官的行军日记：涵盖了长征的全部征程，既关乎两军对垒，也不避讳内部纷争，同时涉及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每一个历史人物不容回避的责任。

　　仅仅从党史价值或军事意义来理解长征的胜利显然不是王树增的本意。王树增翻来覆去想的是“长征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何在？”他用六年的时间所作的正是给这个问题尽可能地找到清白的答案。客观地说，任何人书写的历史都是有颜色的。

　　为了尽量还历史以原色，除实地采访，查找档案，阅读回忆录，他还通过原始电报复原历史情境。

　　在写作《长征》的六年里，王树增的家里几乎成了“长征作战室”，地上铺满了地图。他的写作标尺是只要书中出现的时间、地点、人物必须有据可查。寻找可贵的细节成了王树增写作《长征》的难题。红军是一支迁徙行军的部队，这给记录带来了困难，遵义会议尚且缺乏会议记录，普通红军战士的资料更是难以寻找。王树增的解决方法是，对不同红军将领的传记和回忆文章进行核对，复原出其中共同提及的普通战士的故事。

　　“如果对这些复杂的鉴别与寻找过程一一作出注释会招致行文的累赘。”王树增这样解释。

　　王树增特别强调“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双翼”，他希望通过努力让人读到以小说笔法书写的非虚构文学。从一个视觉场面快速切换到另一个视觉场面是使得这部作品免于枯燥的生花妙笔。军人出身的王树增以一连串的军事部署将战争的画面栩栩展现：“燃烧的松枝把城墙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他们又在垛口上摆了装满石灰的瓦罐，燃烧了接近城门的两条街道，在墙根挖大坑，把空坛子放进去，用以查听红军挖墙的声音……”

　　《长征》所体现的大历史观或许来自于王树增欣赏的《万历十五年》。“历史有时带给人的惊奇远远超出了现实。”

　　“源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出发，经过漫长困苦的旅途，中国的历史向前迈了一大步，人类的历史也向前迈了一小步。长征的意义或许在于为一个民族锻造了持久向前的动力。而一个民族要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所贡献，这种动力必不可少。”

　　采写/本报记者曹雪萍

　　师永刚：长征也可以是新鲜读品

　　《红军1934-1936》编者师永刚谈长征新读本

　　新京报：你为什么将《红军1934-1936》定位为“历史新概念书”？它新在哪里？

　　师永刚：我们试图用“全新的历史观点解读中国百年史，图创中国红色题材新锐解读风潮”。之所以将这套丛书定位为“历史新概念书”，是因为这本书汇聚了这样一些要素，“学术+先锋概念+设计+大历史观+八零后视角+畅销+视像……”我认为，革命题材的书，也可以用新锐的表达与时尚的包装，让它成为80后一代的新鲜读品。

　　新京报：红军长征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

　　师永刚：红军这个词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具备多种解读的意义。在我们的理解中，年轻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红军在7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中间，成为一个有趣的纪念对象，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而纷杂，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同样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

　　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而这就是我们这本书试图达到的一个目的。

　　新京报：《红军1934-1936》想要竭力展现红军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与关于红军长征的宏大叙事是一种什么关系？

　　师永刚：我们对这本《红军》确立的定义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寻找到与2006年相通的阅读共同点。如何找到与今天的阅读心理，与影像轰炸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读者中的秘密通道，是本书所进行的一次创造。

　　新京报：如果把红军长征看作一个流动的历史片断，与前后的时空有着连贯性，是特定情境下的前无古人之举，那么这份“说明书”似乎比较简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师永刚：其实这本书并不承担详尽的史实作用，真正的红军史是一部复杂的历史，我们只是给正在经历全球化洗礼以及对于这支遥远的军队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简明读本。

　　新京报：许多关于长征的写作者曾重走长征路，你怎么看他们的行为？如果可能，你愿意重走吗？

　　师永刚：我认为这种考据家的行为值得我们尊重。许多历史也许可以寻访旧地，但并不是寻访旧地就可以真正地了解那段历史，真正的历史，需要更多的独特的眼光与真实的经得住时间打磨的历史观来发现与重组，同时还要找到适合一代人接受的方式与通道。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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