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边界作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究竟边界作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总体而言，除去千湖山片区，“三江并流”遗产地8个片区中的7个片区边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以肉眼观察，其中高黎贡山片区和红山片区的调整变化最为明显。

　　在原地图中，高黎贡山片区为沿着中缅边界伸展开的一个狭长连贯的保护地带，但是

经过边界调整，该片区一分为二，中间部分地带被划割出去作为建设发展区。联合考察团专家认为，这一调整造成的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它原本是连贯的国家级保护区和风景区，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态走廊带，现在要让保护区沿中缅边界向后退缩，使北高黎贡山与南高黎贡山保护区及西侧缅甸境内的保护区隔开，其结果将造成生态环境的破碎化。

　　如此调整的意图何在呢？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猜测，被划割出去的建设用地恰好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北边，很可能与怒江水电站的建设有关系。但这一猜测无法得到证实。

　　与高黎贡山片区情况相似，老君山片区东部和哈巴雪山片区北部都有相当程度的缩进，而上述两个片区的中间地带又恰好是金沙江流经地，被提议修建的虎跳峡大坝坝址也是近在咫尺。如此情形，让人无法不猜测，相关片区边界调整与虎跳峡水电站的建设和移民安置有莫大的关联。

　　此举并非“从天而降”。早在2004年夏，记者在云南进行“虎跳峡水电站调查”时，已在辗转得到的相关资料上，清楚地了解到某办曾向上级部门提出多项建议，其中一项内容为“恳请”上级部门尽快将三江并流的边界划清，以免金沙江流域的水电开发遭遇阻力。

　　要矿产，还是要遗产？

　　联合考察组报告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认为边界调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电开发、采矿业和旅游业”，虽然云南地方官员对于此事的解释是“2003年实地的边界划定并未充分地完成，因此当时也无法给出最后的完整边界规划”。

　　2005年10月24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可以佐证联合国官员的推测。相关文件建议，边界调整可以使得一些矿厂不再位于遗产保护区范围，从而可以避免其与遗产保护相冲突。

　　据中新社(昆明)8月19日电，云南省公布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由于近年来加快实施“三江特别找矿计划”，该省已经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三江”成矿带上，找到了德钦羊拉铜矿、香格里拉普朗铜矿等12个大型、超大型矿床，新探明铜、金、银、铅、锌等的资源储量潜在价值约4400余亿元人民币。

　　前文曾特别提及的红山保护区边界调整，正是与矿产开发相关的典型个案。根据《香格里拉县红山景区矿带矿产资源一览表》，我们了解到，在红山景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内，有“普朗铜多金属矿”等16处大中型矿区，但除了“沙都格勒钨钼矿”、“红山铜钼矿”在“利用状况”一栏表明其为“已利用”，其余矿区的利用状况为“不清楚”或者“相对清楚”。

　　依据相关单位提供给本刊的《红山片区矿产分布图》，并对比边界调整前后的两张“三江并流”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边界调整后被划割出遗产保护区的地域，正是目前红山片区内矿产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此外，已处于开发状态的中型规模的“红山铜钼矿”也位于周边地区。据悉，香格里拉县所属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已有规划，重点开发羊拉、普朗铜矿，并将其打造为中国最大的铜原料基地。其中，普朗铜矿是位于红山景区一级保护区内的一个大型铜矿，这显然与世界遗产保护的原则相违背。

　　红山片区的情形并非特例，从《三江并流区域矿产分布图》以及“遗产地及附近区域中型以上矿产资源一览表”等资料中可以看出，遗产地多处片区边界调整都与矿产开发有关联。实际上，滇西北一些地区已将矿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之一，而“电矿结合”又是政府惯常引导的方向。正如迪庆州主要负责人在2003年5月上旬到格咱乡红山铜矿调研时所说的，当地加快工业化进程“最合适的发展方向是电矿结合”。

　　何谓“电矿结合”？怎样“电矿结合”？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主要负责人于2003年5月下旬前往同一地点——格咱乡红山铜矿召开了现场座谈会，他的发言解读了“电矿结合”的“香格里拉式”发展模式——首先，香格里拉“群山藏宝”，地处三江褶系与扬子准地台交接地带，成矿条件良好，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二，“众水流金”，金沙江绕县境内流程375公里，境内一级支流13条，水能理论蕴藏量为209.84万千瓦，可开发量116.2万千瓦，水电资源极为丰富；其三，区位绝佳，一州连三省(区)，具有建成连接滇川藏重要通道的地理条件，可建立一个以铜工业为主，铅锌和铁合金为辅，多种矿产资源共同开发的工业生产基地……有水，有电，有矿，有了水可以发电，有了电，可以冶矿，在加上有“地利”，道路四通八达，算得上万事俱备，只欠“招商引资”的东风了。

　　再看格咱乡红山铜矿，它的全称为“香格里拉天界神川矿业开发公司红山铜矿厂”，而“天界神川”这一名号在大香格里拉地区可谓随处可见。2004年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虎跳峡、玉龙雪山、白水台以及沿途诸多景点下辖于“天界神川公司”，而“天界神川公司”由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与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共同组建。同时，云南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又隶属于华能集团，而媒体所报道的“虎跳峡一库八级水电站”方案中的主要承建方即为华能集团。

　　大型水电工程、矿产开发、旅游开发，几条线索围绕“天界神川”形成重重关联——其中究竟有什么样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公众根本无法知情。

　　总而言之，“香格里拉式”工业道路，并无稀奇之处，今天中国内地绝大多数矿产资源、水资源蕴藏丰富的市县，走的是清一色“电矿结合”的路子——这也是我国高耗能产业持续升温、GDP能耗居高不下的一个症结所在。但是，矿产开发对水源、对牧场、对森林造成的破坏，对水体的毒性污染，对当地半牧半农的少数民族地区生计的影响，对山区老百姓返贫的加重等等问题，却很少进入地方政府的视野。

　　可以想见，地方官员，乃至一些主张走“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专家学者，可以摆出无数理由为当前这种高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作辩护，但事到如今，要矿产，还是要遗产，必须作出抉择了。

　　显然，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它要求中国政府于2007年2月1日前提交一个报告，来说明“三江并流”遗产地边界调整的问题，包括提供一份地质学地图，以及有关遗产地内矿产开发的详细信息，并说明最终批准建设的大坝是否符合世界遗产地保护的标准、是否破坏“三江并流”罕见的普世价值和完整性，以供2007年世界遗产大会审议。

　　远离“高开发、低发展”陷阱

　　正如前往“三江并流”遗产地考察的联合国官员所慨叹的，“假如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其余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

　　“虽然怒江地区的遗产地有一个2000米海拔的高程划分，但是该海拔地图却因为主权及安全问题没有对公众公开，”专家强调说，“没有完整的建坝计划和相关环评报告，我们不可能明确地判断修建大坝不会对该遗产地造成影响。但是，让人感到迷惑的是，该遗产地的准确位置尚不确定……”其言下之意，如果边界不清，我们即便知道了完整的建坝计划和相关环评报告，又怎么能够判断它是否会对遗产地造成影响呢？

　　谈论旅游开发、矿产开发是否伤及遗产地时，道理也相同。

　　其实，无论“三江并流”遗产地申报之前或者之后，云南省相关政府部门都没有少为边界划分的问题伤脑筋。比如，在金沙江流域，“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保护区域被划定在海拔2500米以上，而虎跳峡水电站的高坝方案设计为海拔2030米，它恰好在海拔2500米的高程之下。同样，怒江流域也将遗产核心保护区域划定在海拔2000米以上，而怒江规划中的马吉大坝坝高300米，坝址矗立于1450米的海拔高度，也是恰好被限定2000米的海拔高程之下……

　　十分清楚的是，一切关于边界调整，乃至高程控制的争论，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开发与保护之间的悖论。

　　记者曾经看见一封很“特别”的信件——它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齐扎拉写给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和省长徐荣凯，落款日期为2003年6月底，离“三江并流”成功申遗仅有几天时间。在这封信中，致信人向上级陈述了申遗成功后可能给滇西北经济发展，如修路、建电站、开矿产、旅游业等等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并恳切地提出“准许迪庆退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范围”的请求，甚至表达了“如果能以迪庆推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范围为由，延缓申报工作，确保滇西北地区的发展，那迪庆宁可当这一替罪羊”的愿望。

　　也可以说，致信人的确有“远见卓识”，他充分地估计到申遗成功之后滇西北地区所碰到的发展桎梏，而后来让云南方面颇为头疼的“怒江建坝之争”和“虎跳峡建坝之争”也的确是在前述背景中浮现出来。但是，不在这位官员考虑范围的问题是：整个“三江并流”地区及其上游区域关涉中国生态安全的全局，其间轻重缓急应该由谁来权重呢？

　　无论开发水电，或是开发矿产，滇西北所推举的都是“片面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从国内外已有的发展经验观之，资源开发并不能等同于地区全面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反而有可能使地方经济落入“高开发，低发展”的资源出口“专业化”陷阱，同时，就政府行政的层面而言，它也可能促成更为庞大、腐败和低效的官僚机构。再者，工程大并不等于就业多，“富政府”也并不等于“富人民”。

　　然而，“三江并流”的意义却是超越一省一地的，对中国和世界而言，它具有不可替代和无法估量的生态安全价值。正如郑易生等专家所呼吁，对于那些集“生态价值、生态脆弱和贫困”三位一体的地区，国家应负起自己的责任，通过高层综合决策，设法解决困难，尽快落实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