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去给猫戴上铃铛？

　　为了加强对娱乐行业的规范管理和打击违法犯罪，南京警方近日决定实行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实名制，今后南京市大小酒吧、茶座、美容美发等场所的工作人员，都将持实名登记的“工作卡”上岗工作。

　　（《新京报》10月17日报道）

　　近段时间各地的公共管理似乎呈现出一种实名制依赖和崇拜症，动辄为了一个治理目标而为公众设置“实名登记”的义务。

　　许多公共管理所以都把眼睛瞄向了实名制，源于实名制满足了监管者一种透明监督想像：如果每个人都用实名购票，哪里还会有黄牛党；如果每部手机都是实名登记，短信诈骗者就很容易暴露身份；如果娱乐从业者都实名登记、实名上岗了，见不得人的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约束……

　　可这种透明监督效果实际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每个人会不会按照制度预期那样都用自己的实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监督实施的前提。试想一下，为了保证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名上网、买火车票，这需要多大的监督成本！在整体诚信失范、配套制度缺失的环境下，监管者预期中的那个实名制根本难以实现。就像老鼠防猫，给猫戴上铃铛当然是防猫的绝妙主意，可谁去给猫戴上铃铛呢？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实名制根本不能单独起作用，它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的配套，缺乏了这些配套，实名制的透明监督效果仅仅存在于想像中。

　　正因为“实名制”的实施本身需要很大的监督成本，所以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越来越摒弃这种管理手段，而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完善个人信息体系上：无论你用不用实名登记，只要你做了坏事，管理部门都能通过一个相互勾连的信息系统查询到你的信息，实名制实际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公共管理技术和思维。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部门也应尽力避免对公民提出“实名”的要求。确实，一个坦荡、守法的公民是不害怕做某事时留下自己实名信息的，不过“实名”虽非什么麻烦事儿，但过多的“实名”容易给人带来被窥视的不安感觉。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扩展，公民应该拥有匿名做大多数事而不被人“窥视”的自由，遇到问题动辄要求“实名”则破坏了公民的这种自由感觉———防短信欺诈得手机实名，防黄牛炒票得实名购票，为治理公交车小偷，是不是哪一天乘公交车也得实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