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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警惕“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8日02:46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引起记者采访的专家、党政干部的普遍担心,他们认为,这首先表现为群众利益从广义上看受到损害的情况比较多发,进而导致社会情绪异变;其次,“无直接利益冲突”本身的化解非常困难,难以治标,只能治本。

  有关专家进而分析,一些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缺失,是引发这种现象的根源,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记者调查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出警告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其隐藏的风险不小,必须探索经济手段以外消解社会对立情绪的途径。

  据了解,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介绍,该区曾发生过一起袭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和同乡围困肇事司机索赔,而围观者向执勤民警投掷石头,导致民警牺牲。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

  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全国较为突出的问题,在金坛市并不严重,但我们同样感觉形势不容乐观。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

  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说,在相关调查中,群众的回答十分情绪化,比如,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他说,这类“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朱力表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虽然还是以利益冲突为主,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及其发展趋势,应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在沿海地区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谈及社会矛盾,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访人群,盯住具体的利益要求。而对没有信访的占人口99%以上的广大群众,对其心理、情绪、利益诉求,关注不够。

  专家建议

  干部应带头承担改革成本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表现在事件中,根子在日常工作。接受采访的基层群众和专家建议,从“治本”的角度,日常工作要特别重视干群一心,同甘尤其共苦,才能树立群众信心,消解不满情绪。

  ——讲清改革得失,坚定群众改革闯关的信心。

  现在一些群众对究竟谁是改革的受益者认识出现偏差。广东省社科院人口与社会研究所所长郑梓祯说,每一项改革措施,究竟谁得益、谁受损,得益的如何回报社会、受损者如何合理补偿,应该坦诚地向群众说清楚,而不是简简单单冷冰冰地用一句“改革的代价”来敷衍。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加大对改革利弊得失、改革前景的宣传力度,使群众理解暂时的困难,坚定整个社会对改革闯关的信心。

  ——带头承担改革成本,巩固同舟共济的社会信念。

  官兵一致、干群一心是我党的传家宝。但目前的一些地区和领域,改革决策者不参与改革的现象比较突出,只同甘,不共苦,导致群众怀疑改革,丧失信心,不同群体之间误解、偏见加深。如公车改革,如果是由市主导全市改革,市五套班子领导就维持现状,只改局、县以下单位,使被改革者产生本能的反感抵触。

  一地方社科院党组书记原是地方党委机关干部,调到社科院后评了研究员职称,当了学术专著的第一作者,名利双收。当地启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对社科院实施“断奶计划”,取消科研经费财政拨款,人员经费第一年减拨40%。这位党组书记给科研人员讲道理做工作,说现在是社科院的最好机遇。不久却传出消息:该书记平调回机关。全院一片哗然,他们对记者说,关键时刻,党组书记不跟大家同舟共济,而是临阵脱逃,把群众丢下海,自己轻舟前进。

  因此,专家们建议,当前必须营造干部率先承担改革成本,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闯改革难关的舆论氛围。

  ——大力倡导人文关怀,决策要摆脱单纯的利益导向。

  建立价值观导向。近三十年的效率优先原则,在执行中的人文关怀、政策配套不足,导致单位内部竞争压力无法化解。机关、企事业单位对中层以下干部和职工,动不动就搞“全体起立”、重新竞争上岗,使单位内部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情绪。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当前一对十分重要的社会矛盾,是改革决策者与被改革者之间的矛盾。近年新提拔的一些年轻干部,对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给不同群体带来的利益损害和心理冲击,预见性不足。注重培养选拔善待群众、善待下属的干部,需要制度保障。

  王庆元说,在改革攻坚阶段,尤其要重视做人的思想工作,往往一句暖心窝的话就能解决一个思想上的疙瘩。当前要提高基层干部在经济手段之外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情绪的能力,领导干部首先要学会人文关怀。

  因势利导

  政府站在维权第一线积极支持

  当前,群众的个人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权利意识高涨,“维权”成为社会各类人群的共同话语。有关人士认为,基层党委政府需因势利导,主动协调、支持、帮助利益主体实现正当的维权诉求;站在维权第一线,才能有效化解群众的不满情绪,降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风险。

  基层政府变“被动应对”为“积极支持”。当前,沿海地区群众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出了更高要求,民主意识、公平意识、维权意识、参政议政意识明显增强,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行动更积极。对此,一些基层政府在群众维权行动面前感到左右为难,既不能反对,因为维权是民心所向;又不敢支持,因为维权行动针对的往往是基层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导致一些基层政府把维权列为“敏感问题”,予以回避。

  对此,江苏省溧阳市委书记高清说,目前许多利益冲突并不是谁的主观过错造成的,更不是党和政府的“丑闻”,这应该成为社会共识。我们需要转变观念,引导全社会鼓起勇气正视社会矛盾,以干群同心同德的姿态,理直气壮地支持、引导、规范群众的维权行为。

  拓宽渠道推动“协商式维权”。目前,群众寻求救济的途径依然主要局限在“信访”上,手段比较单一。当普通来信来访不能解决问题时,群众不知道到哪里求助,只好一味采用“升压法”:反复信访、集体上访,采取过激手段等。

  而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手段也比较单一,通常是由政府工作人员谈判,下级谈不通就请上级谈,外地籍干部谈不通就调集本地籍干部出面谈,再谈不通、劝不散就强行驱散。这样的群众工作方式应当改变,各地党委政府在拓宽维权渠道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江苏省信访局对复杂信访案件采取听证会制度,利益冲突双方及其律师、亲友、政府相关部门代表、工会、妇联、共青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等社会各方人士共同会诊,裁决结果在媒体公布。深圳、广州等地全面推广“市政设施规划公示制度”,拟建市政设施规划草案向社会公示,并在相关地区居民中广泛讨论听证。

  这种民主协商、群众教育群众的做法,能有效地息讼止争,化解社会矛盾。 本版稿件均据瞭望

  干部责任心缺失几大表现

  有关专家分析,一些地方负责干部的责任心缺失,是引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根源,也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

  在采访中,基层干部和有关专家指出,基层党委政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必须避免“漠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刁官心态”,这些心态都是干部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引发新的不满情绪。

  ■漠然心态

  社会危机感逐层衰减,基层执法频频“伤民”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说,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化解社会矛盾,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但是,越往下,一些干部越“漠然置之”,漫不经心。真正面对群众的市、县、区、乡镇党委政府,嘴里往往只剩下招商引资。

  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目前是社会矛盾高发期,但是,记者联系有关“社会矛盾”专题采访,基层党委政府有关部门自然而然地就转介给信访和政法部门,想不到此外还会有谁管“社会矛盾”的事。

  江苏省信访局局长王庆元说,一些基层干部由于缺乏危机感,不太珍惜群众基础,出台一个政策措施得罪一批群众。特别是群众利益诉求于法无据时,政府向“更有利于谁”的方向裁决,最能考验政府是否真正执政为民。

  另一方面,一些基层部门干部不仅不化解矛盾,还不断向群众“伸手”,埋下新的隐患。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骆振辉说,现在基层政府部门存在对普通群众处罚过滥过重现象。计生、工商、城管、税务、卫生、治安、出租屋管理……一个村究竟有多少村民被各种部门处罚过?如果村里没有“良民”了,村民对受处罚、违法犯罪就会习以为常,从而蔑视法制,产生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动摇执政基础。

  ■看热闹心态

  一个部门干,几个部门看

  一些社会矛盾高发问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共识,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而是某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发生集体上访,机关大院里还有“看热闹”的,议论“今天来的老百姓怎么人数那么少”、“怎么这么快这么乖就走了”等等。

  如广州市大规模征地建设大学城,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生活,国土部门特意给农民留下建设用地,农民比较满意。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树坚告诉记者,几年过去了,大学城已建成开学多时,而农民自留建设用地的报建规划方案迟迟未获批准,引发群众不满。

  他认为,规划部门严格依法办事没有错,但对这个特殊群体还需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主动指导,帮助农民完善方案,尽快开工。还有,如果教育部门能尽量解决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社保部门派出得力干部开辟绿色通道,都有助于帮助农民尽快适应“无地”生活,消除诱发冲突的因素。

  ■鸵鸟心态

  回避矛盾,侥幸过关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群众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一两年的“难题”,干部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解决了。之所以久拖不决,是因为没有机制促使干部在第一时间化解于萌芽状态,部分基层干部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鸵鸟”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

  广东省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说:哪里存在风险因素,群众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损,领导班子实际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摆到桌面上。这是因为谁一旦把那层纸捅破,就必须有人承担过失,必须有人出面解决,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没有群众上访压力,能拖就拖,企图侥幸过关。加上现在干部任期制执行不严,频繁调动,一些干部倾向于把麻烦留给下任。

  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说,这种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利益受损群众形成上访前后解决问题,成本和效果大不一样。现在,突发性事件上报机制已经比较健全,但是形成突发性事件前的“发现机制”,以及对相关干部的“失察追究”制度,尚需探索。

  ■刁官心态

  调节利益,说不服就压服

  处理群众利益时,政府决策或措施暂时得不到群众理解时,一些基层政府使用怪招损招压服群众,呈现出激化矛盾的“刁官心态”。

  某地修公路要拆迁,一些商铺和农户的补偿迟迟未能谈妥。为了不耽误工期,基层政府部门采用“抓小辫子”的办法压服对方。如派税务部门上门查账,威胁说“只要查到偷税漏税,坚决依法判刑”;对农民“钉子户”,政府则去查农宅违章建筑,因为农民宅基地建房多多少少在规划报建方面有瑕疵,政府于是勒令“一周之内拆除”。商户和农户不敢再讨价还价,立即老老实实签协议走人,而政府也不再提偷税漏税、违章建筑的事情了。

  用这种“损招”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藏下不满情绪,会损坏党和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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