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长征⑨--感动

　　士兵眼中的伟人

　　在长征队伍中，他们与普通战士一样艰苦行军，一样忍饥挨饿，他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们又同时要考虑队伍的去路，担负着为中国革命创造未来的使命……

　　因为他们是这支队伍的领袖和高级将领。

　　70年风云变幻之后，他们留在红军老战士心中的形象愈发明晰。

　　1、他们一样忍饥挨饿

　　■主席的马呢？杀了！

　　长征时期的领袖和高级将领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周副主席，他们一样跟我们忍饥挨饿。”谢力强说。

　　长征路上，我两次见到毛主席他们。第一次，他们每个人，包括警卫员，都骑着一匹马。毛主席的是大白马，朱总司令的是枣红马。过了些日子，再见到他们，两个人就剩一匹马了———主席的大白马不见了。我们都觉得非常奇怪。

　　一个战士认识毛主席的警卫员，悄悄问他：“主席的大白马呢？”

　　“杀了！”

　　“为什么？”

　　“部队没粮食吃，杀了马给战士吃了。主席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

　　我们这些战士心里又难过，又感动，有这样的领袖，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

　　■一锅南瓜汤打牙祭

　　“长征的时候，我跟毛主席拉过不少家常。”初秋雨后，邯郸西郊一处幽深的院落里，89岁的黄富森老人陷入回忆之中。

　　70年前，作为一名“编外人员”，黄富森曾随红军队伍一路长征，提起这段经历，老人至今激动不已，言语中略带湘音：“毛主席说，‘咱们还是老乡哩！’”。

　　我生在湖南省郴州一个叫黄楼的小乡村，家境贫困。九岁就被卖到了地主家当丫头。每天，地主对我非打即骂，有一次竟狠毒地从我胯下割了一块肉喂狗，疼得我昏死了三天……

　　1932年，红军到了我所在的村庄。部队里的一位同志黄金贵———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听说我的遭遇，把我解救了出来。从此，我就跟着他的队伍一起走，做了一名编外红军，后来就走上了长征路。

　　长征路上，组织上让黄金贵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的后

　　勤保障工作，我跟着他走，也就有了和中央领导接触的机会，经常能见到毛主席。主席个头高高的，穿一身打着补丁的军装，说话风趣得很，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有时骑马，还有一次骑一头毛驴儿。

　　有一次，我们和毛主席坐在一起吃饭，主席跟我拉起了家常：

　　“小姑娘，你多大了？”

　　“我18岁。”

　　“叫什么名字？”

　　“黄富森。”

　　“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湖南郴州的。”

　　毛主席听了后笑着说：“咱们还是老乡呀！”……

　　要说苦就得说过草地了。战士们没有吃的，就捉田鼠和蛇充饥，后来还把皮带、皮鞋割成一块一块放在嘴里嚼，有的把棉絮都掏光填了肚子。毛主席等几位中央首长也几天没东西吃。我家老黄当时急得要命，派人四处找食物。有一天，他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野生南瓜，高兴极了，炖了一锅南瓜“汤”，让首长们吃了一顿。唉，那哪算是汤啊，就是一锅水。

　　解放后定居邯郸的黄富森老人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89岁高龄的她耳不聋眼不花，只是记忆力有些减退。而长征路上和毛主席的交谈让她永生难忘。“是毛主席和红军救了我的命。他们那么高的地位，都能跟平常战士一样生活，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她常对人说。

　　2、他们最关心战士

　　■周副主席派人送来退烧药

　　87岁的邵云老人是我们采访的老红军中比较年轻的一位。长征时，他才15岁，是个小司号官。因为年轻，他在长征途中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特别关照。

　　“没有周副主席，就没有今天的我。”对这位万人仰慕的领袖，邵老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第二次过草地途中，我病倒了，一连发了好几天的高烧，再加上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吃的东西，又饿又冷，身体极度虚弱。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吃到退烧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体质一再恶化，高烧

　　一度曾达40多度，甚至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很多重病号跟不上部队，都被留在了当地，我也面临着这个局面。如果自己被留下来，那活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小。但草地中的病号太多了，部队不可能把每一个同志都带走。

　　师首长郑维山不知道该带上我还是留下我，便层层上报领导，最后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说这里有一个小号官，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只剩下一口气了。当周副主席得知我只有15岁时，指示说：“那是革命的种子，是新中国的希望，一定要想方设法救活！”遵照副主席的指示，第二天，上面就从医疗队派人给我送来了几片珍贵的退烧药。没过多久，我的烧退了，逃出了“鬼门关”，身体慢慢好了起来。是周副主席救了我的命！

　　还有一次战斗前，我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笑眯眯地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号官！把冲锋号吹响点啊，我们的劲头在你们的号筒里装着呢！”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后来的长征中，一遇到困难，周副主席就成为我的精神支柱。1935年，我小腿中了枪伤，在四川崇化掉了队，拖着流血的断腿，又冻又饿地独自行走，当时甚至想到了死。但当我想起周副主席，想到我的生命来之不易时，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多难，我必须活下去，我没有权利作无畏的牺牲。就这样，我坚持到了最后。

　　■王稼祥常到我们的宿营地看望

　　作为当年中央警卫连的战士，张峰云老人自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他为这些领导站岗放哨。

　　“王稼祥脸瘦瘦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对战士们很亲切，我们最喜欢他。”

　　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带着伤参加长征的。王稼祥伤口经常发炎流脓，医生不得不用橡皮管塞进伤口，在橡皮管外穿上丝线，绕上纱布、棉花，使脓液排出体外，以减少发炎机会。

　　看到我们，王稼祥总是主动打招呼。晚上，他不顾自己身体不适，经常到我们的宿营地看望战士们，记得他总对大家说：“同志们，吃饱了吗？住得还习惯吗？晚上尽量找点热水洗洗脚，解解乏。”有时，在路上遇到王稼祥，他也会问上一句：“晚上洗脚了吗？”听了他的话，我们觉得心里暖暖的。过草地时，经常遇到风雨交加的天气，没有房屋住，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相互取暖。

　　■彭总的马拉我过雪山

　　袁光兰轻啜了一口茶水，91岁的脸上绽开了笑容，看上去比他的真实年龄至少年轻20岁：“我呀，是拽着彭总的马尾巴过的雪山。”

　　参军时，我是一名宣传队员，部队行军、休息时，我就打竹板、吹唢呐，高唱战歌，为战友们鼓士气。17岁时，跟随彭总率领的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三军团开始了长征。

　　1935年6月，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当时，我穿了一件破单衣，在贵州会里战斗中被炸伤的左眼还裹着绷带，脑袋里还有没取出来的炮弹皮，爬起山来感觉力不从心。

　　由于年龄小，又身负重伤，领导和战友都很照顾我。彭老总对我也特别关心。在雪山上，彭老总看我实在走不动了，便跳下马，把缰绳递给我：“小鬼，来，骑上马走吧！”说着就要把我扶上他的战马。

　　我哪里能让彭老总走着，自己骑马呢？我说什么也不肯上马，最后彭老总只得让我拽着马尾巴走，前面有马夫拉着缰绳。就这样，我拽着彭总心爱的战马，顺利地爬上了山。

　　看一旁，彭总手拄木棍，和战友们一起艰难步行，我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3、他们是我们的领路人

　　■“徐老虎”

　　在解放军的队伍中，有许多有外号的将领：“陈麻子”，“梁大牙”……但这些外号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叫响的。徐海东不同，几乎就在他当上赤卫队长的时候开始，“徐老虎”的绰号就开始伴随着他。

　　“为什么有这么个外号？”秦光老人露出崇敬的神色：“勇猛，出奇地勇猛！”

　　在新中国10名大将里头，徐海东出身最苦———窑工，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他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别人急得要命，他自己倒一点不在乎：“我睡了个好觉。”

　　我早就认识徐海东，我们部队在安徽整编，徐海东是我们25军的副军长，后来当军长。长征的时候我们军一共不到3000人，战斗、行军更是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徐海东个子很高，很结实。长征的时候就不行了，身体很虚，有点虚胖。可脾气也改不了，有一次他到前卫团，正遇天下雨。部队又饿又累，虽接到出发的命令，干部战士却躺着不起来。他抄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开始，连捅带打，一口气把200多人赶了起来。路上，有的伤员没人抬，他虽然同大家一样一天没吃饭，但在雨中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路。

　　1935年8月，我们从陇东合水县板桥镇出发，继续向北走，那时候走得累得不行，我就跟身边战友说：“等到了苏区，你猜我第一件事干什么？我得先美美地睡上一觉！”正说着呢，后面板桥镇方向枪声就响起来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看见徐海东带着几个警卫人员，骑着马往回跑。等他们跑过去了，消息才传过来：“后卫二二五团三营被敌人包围了。徐副军长带人去接应！”

　　我们二营冲过去，被敌人的增援部队冲散了。一个当官的拼命喊：“抓住那个骑马的大官！抓获的有赏！”这时候徐副军长身边就一个警卫员了，可他还是一边跑一边回身战斗。

　　这时候，一营营长韩先楚跟政委刘震———后来都是开国上将，带着队伍抢占了一座山头，用火力压制了敌人的进攻，二营和三营这才趁机突出敌人的包围。

　　就算到了这时候，徐海东还是留在最后阻击敌人的追击，韩先楚、刘震俩人一挺机枪轮流打，最后才把徐副军长掩护上了山———要不是战士们全部脱困，并且开始打退敌人，他绝对不肯上山！

　　秦光的相册里，保留着一张红军时期徐海东的照片。照片上，徐海东面色憔悴，但双眼仍然射出慑人的神光。“我们红25军长征，三个领导，一死两伤———政委吴焕先牺牲了，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重伤。”秦光流泪了。

　　■“拉也要把我拉起来”

　　“周副主席长着这么长的大胡子，”曾美用手在胸口一比划，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印象：“看起来样子非常严肃，可是只要他一笑，就马上变得很亲切。”

　　与绝大多数红军老战士一样，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1934年开始，72年来，曾美对周恩来的称呼始终只有一个：周副主席———周恩来长征前后担任的职务。

　　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就设在作战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进去时，他正伏案批改电文。

　　周副主席和红军战士一样，头戴八角军帽，身穿褪了色的灰军衣，眉毛粗黑，面容消瘦，两腮和上唇、下巴都长着又黑又长的胡须。也许是过于专心工作，或是对战事的焦虑，他的表情异常严肃，不禁让我也紧张起来。

　　“总政委，这是新来作战科工作的曾昭泰同志。”彭局长报告———我的原名叫曾昭泰。

　　周副主席打量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亲切地问我的经历和家乡情况。我一一回答，心情也渐渐放松了。最后，周副主席嘱咐我：“曾昭泰，你今后就要在作战科工作了，要主动向老参谋学习啊。”

　　周副主席的勉励，让我心里暖烘烘的。我立刻回答：“我一定好好学习，积极工作。”

　　参谋值班时，其中一项工作是向周副主席报送电文。那时候战事紧张，工作繁重，周副主席经常没日没夜地干，就没见他闲着过，觉也睡得特别少。眼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瘦，双眼挂着血丝，眼眶陷得老深，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有一次，作战办公室收到一封电文，正好周副主席刚刚睡下。我们不忍心叫醒他，就等到醒后才报送给他。

　　周副主席马上不高兴了：“为什么不早叫醒我？”

　　“我们看您睡得……”

　　“这样不行，今后遇有电文，拉也要把我拉起来。”

　　周副主席脾气很好，很少发火，说什么“这样不行”，或者“这是不允许”的，那就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后来，我们有好多次是在叫不醒的情况下，硬把他拉起来的。周副主席起身后总要先用凉水洗一洗脸，待清醒后，再坐到办公桌前看报、批阅文件。

　　文/本报记者 解丽达 徐国栋 汤润清 本报实习生 李娟 李敏

　　档案揭秘

　　长征目的地是如何确定的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率领红1、3军和中央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并作出进军陕北、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至此，万里长征终于有了明确的目的地。

　　中央是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并作出这一决定的。

　　长征中，中央曾多次改变转移目标，在走了11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后，才确定下了长征的终点。

　　长征开始时，称为战略转移，中央最初的计划是到湘西去同红2、6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湘江之战后，中央决定转兵去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

　　在1935年1月中旬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决定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直到1935年5月初，渡过金沙江召开会理会议时，中央仍决定去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在随后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先行北上。

　　在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认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一直到这个时候，究竟到哪里落脚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党中央在哈达铺决定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意义重大。

　　10月22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第三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将以陕甘晋为主要发展区域。

　　1936年7月，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同红2、6军团一道共同北上，并于10月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至此，长征全部胜利结束，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基地和总后方。

　　据新华社

　　链接

　　红军将领平均年龄仅25岁

　　长征开始时，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可谓奇迹。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将帅中，中将以上的共254人，其中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人们所熟知的胡耀邦、肖华，长征时只有18岁，杨得志24岁，李先念25岁，王震26岁，杨尚昆27岁，罗瑞卿28岁，许世友29岁，陈云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