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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长征特刊05版:遵义会议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1日09:52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长征特刊05版:遵义会议

钟明表示遵义城外的肉搏战惊心动魄。 本报记者 徐文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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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长征特刊05版:遵义会议

老红军王道金


  亲历·人物志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对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会议对中央和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摘自红军长征纪念馆资料

  老红军钟明:

  遵义开大会

  城外肉搏战

  “当时情况相当危急,我们连都过去了,忽然接到命令要杀回来。”在今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老红军钟明一脸严肃地说,“后来才知道,是保卫遵义会议的召开。”

  钟明开始并不在作战部队,他在后方

医院当卫生班的班长。直到1935年初红军突破乌江后,钟明才调到三军团四师12团四连任通信员,并领到一支短枪,随后部队占领了遵义。

  钟明说,他所在的连走过遵义后突然接到命令,要火速赶回遵义,他们二话没说,急行军几十里杀了回来,由于跑得太快,部分战士掉队了。“那时遵义又被

国民党占领,我们重新开始攻打,”钟明所在的连负责控制最高点,“后来才知道如果不赶走他们,会议就开不成。”

  这是钟明参加的第二场面对面的实战,第一场战斗在宁都县的草鞋岗,当时他紧张得两手冰凉,浑身冒汗。但那场战斗之后,他已不害怕打仗了。

  当时,他们连有100多名战士,而扑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有两个营。等敌人进入射程,刘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同时扣动了扳机,敌人发出一阵阵惨叫。紧接着,钟明和战友们一起跳出战壕,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向敌军冲去。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开始了,红四连杀得敌人四处逃窜。

  钟明说,那场战斗结束后,他们连又先后在遵义城外围打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隐隐约约感觉,红军一定有重大举措,也听说中央在开会,但不知道开的什么会。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次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一次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会议。

  到达陕北后,钟明渡过黄河参加了东征。“打郭家庄的那场战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就是在那场战斗中受伤的,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左眼,从头顶穿出去,差点要了我的命!”钟明指着左眼笑着说,“刘志丹就是在那场战斗中受伤的。”

  “对方是阎锡山的部队,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打得可惨呀。后来我们被包围了,只有一个出口可以突围。”钟明与战友们往山下猛冲,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眼角,并从头顶穿透而出,他当即昏迷倒地。

  后来,战友们把他抬回去,他当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都不知我是死是活,前前后后我进了三次太平间。”钟明笑呵呵地说。后来,他在病床上躺了一年,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本报记者 谢江涛

  钟明表示遵义城外的肉搏战惊心动魄。 本报记者 徐文阁 摄

  ★钟明 男,1916年生于江西于都县银坑镇营下村。1933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四师12团四连通信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总后勤部警卫团三营政治指导员,松江军区独立五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独立八团政委。1970年3月退休回于都县城。

  老红军王道金:

  换上毛泽东

  心里好踏实

  “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红军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到了遵义,我们的防务甚至比任何一场与对手面对面的战斗都重要。”老红军王道金在今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遵义会议时,王道金是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连长,他所在的部队担负着会议警戒任务,游走在乌江以北、遵义以南,肩负100多公里的防务。

  王道金记得,三天的遵义会议,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只开了一天。当晚对手几次偷袭防务前线,第二天彭德怀就到一线亲自指挥布防。彭德怀当时的指示是:“不怕牺牲,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把对手截断在乌江。”

  王道金的警卫连驻扎在遵义的南白镇,这里是当时遵义最大的镇,任务是监视贵阳、金沙方向的来犯之敌,保卫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连续三天,王道金每天均率警卫连往返90公里,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偷袭。

  记者在北京采访罗瑞卿之子罗箭时,把王道金的讲述转述给他。遵义会议召开时,罗瑞卿是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负责会议召开地——那座二层小楼楼下的警卫工作。罗瑞卿曾经对罗箭讲过,“会开了很长时间,在外面都能听到里面争论得非常激烈。”

  罗箭认为,从当时情况看来,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不在这个位置,王道金遇到的只是小股敌人的骚扰。“但彭总的重视说明了一个问题,”罗箭说,“当时大家都盼着会议能够成功地解决问题,这一点应该是上下一致的。”

  娄山关大捷之后,王道金认为这完全是遵义会议历史价值的一个印证。“在那个时刻,谁能把虎口余生的3万多红军带出险境,谁就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王道金说,“遵义会议开得好,时间不长,却解决了大问题。”

  当时与战友们驻守在遵义城外的王道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传达会议决议的时候,天气阴冷,细雨蒙蒙,可大家却听得十分认真,全然不顾雨湿征衣。“传达时也很简单,毛泽东、王稼祥换上来,

周恩来不动,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解决了军事领导权的问题。当时朱德和毛泽东在红军中威信很高,一听说毛泽东换上来了,战士们都非常高兴,我也有了一种踏实感。”

  此后,红军一改颓势,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对于遵义会议,我是‘参加者’,又是‘局外人’。”王道金说。  本报记者 高爽

  ★王道金 男,1915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30年8月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经历过血战湘江、娄山关战役。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打到东北再一路南下,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休。王道金是贵州省目前唯一健在的走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现居遵义。

  王道金表示,他既是遵义会议“参加者”又是“局外人”。

  本报记者 张耀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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