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载记忆细节犹生动

　　高擎长征精神火炬战斗岁月

　　红军急行穿过粤北

　　粤北大地至今依然保存着红军长征的记忆。

　　1934年10月26日至1935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九军团大部，第三、五、八军团部分先后经过粤北韶关南雄、仁化和乐昌等地。

　　省党史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934年10月26日至1935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九军团大部以及第三、五、八军团部分先后经过粤北韶关南雄仁化和乐昌等地。由于事先经过统战工作，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达成五项秘密协议，“借道”粤北，红一方面军先后“通过”陈济棠部设在南雄乌迳(新田)、仁化城口和乐昌的三道封锁线，主力顺利通过广东境内，向湖南方向挺进。

　　在达成协议之前，红军的先遣部队由160位精英组成，由外号“小老虎”的刘云彪率领。拂晓，侦察员报告拦阻的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山坡上挖战壕、筑工事，其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立即下达攻击命令，并亲率部队，乘敌人不备发起正面攻击。

　　当时，山坡上的守军仗着有利的地形和工事拼命抵抗，死守阵地，红军战士一时难以攻破。后来，监视敌炮楼的部分战士加入了正面进攻。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冲出掩体，一路冲杀出去。敌人见势不妙，匆忙败逃。

　　自从与陈济棠部达成“借道”协议后，红军在粤北行军更加顺畅。但在抵达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的大王山时，老天爷给红军战士出了难题。当时，天气状况极其恶劣，天上下起瓢泼大雨。军机不可误，红军冒雨攀越。

　　后来当时亲历险境的红军战士肖锋在日记中回忆说，进入崎岖山路后，弯多路滑，行进速度很慢。夜幕降临后，只好拄树棍打火把摸黑行军，俨然一条蜿蜒的火龙穿行在山间。但红军指战员最终以惊人毅力突破三道封锁线。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徐滔

　　罗绮:一股信念“一定要活到胜利那一天”

　　扛着17斤机枪走完长征

　　95岁的罗绮精神矍铄。我们登门采访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阅读《南方日报》。

　　长征中，罗老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机枪班战士，扛着17斤重的机枪走过了长征全程，并在长征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

　　罗绮说，当时，每个红军战士额定5斤大麦。借老百姓的石磨，战士们把大麦磨成粉，做成干粮。但途中经常有战士弄丢粮食，部队就会把大家手头的干粮收集起来再重新分配，“真正吃到肚子里的肯定没有5斤”。

　　行军途中饿了，用做好的干粮加点盐，伴着凉水就是一顿奢侈的美味。干粮吃完了，战士们就用马齿苋等野菜充饥。

　　“饭可以几天不吃，但只要一个晚上不泡脚，第二天就没法走路。”罗老说，行军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填饱肚子，而是在步行一天后借用当地百姓的锅烧一锅水，泡脚时水一定要过膝盖，否则第二天都没法下地。

　　说起过草地，罗老说当时年轻身体非常棒，战友们互相鼓励，因此“也没有觉得多苦”。但一个12人的班，走一晚上，有时候只剩下七八个人，大都是累死的。

　　过草地时天天有大雨，但战士们在地上照样睡得很香，偶尔被大雨淋醒，把脸上的雨抹干净，继续睡。屋檐下、庙宇边、祠堂里，罗老说他们都睡过，有一次为了躲避敌人，部队摸黑行军，在泥田里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了，所有人脸上都蒙上一层厚厚的干泥。

　　罗老扛着17斤的机枪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发现和自己一起出发的熟悉战友一个也没有了，“他们全去世了，战死、饿死、累死，只剩下我一个。”罗老的大女儿罗江滨向记者感慨，一个扛机枪的战士能活下来真是奇迹，罗老却说，真的有一股信念在支撑着自己，“一定要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退役后，罗绮做起了后勤工作。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想写一部两万字的回忆录，给现在的年轻人讲述当年的故事，“这些年变化太大，社会进步很快，但我们那时的故事，那种积极的精神还能鼓励现在的人。”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徐滔

　　黄海云:忆长征依然快言快语

　　我们笑称过草地为“遛羊羔”

　　89岁的女老红军黄海云说，自己时时和人谈起铁马金戈，她的快言快语，隐隐流露着红军女战士的风采。

　　家穷，黄海云3岁便被母亲送去当人家的养女，后来她受不了继母的冷眼，就到小工厂做工。“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来到家乡。有一天表姐和我说红军是农民们的军队，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我就想跟‘同志哥’干革命去。”于是，瞒着家人，黄海云悄悄跟着红军走了，成为红四方面军一名女战士，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长征很苦，但是大家咬紧牙关挺了下来，都想着以后能过好日子。”黄海云当了一名随军护士，一边听着炮响一边照顾伤员。过雪山前，黄海云和战友每人准备了几双草鞋、一根木棍，部队让大家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其实所有的衣服不过是两件单衣，薄薄两层，和现在的羽绒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黄海云回忆说，雪山通常是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打在脸上生痛。风一刮，原来埋在雪堆的尸体裸露了出来。战友们谁都不敢停下来休息，害怕一休息就永远起不来了。“我拄着木棍，手冷得发抖，一边还扶着战友，就这样忍着、撑着。直到后来下了雪山，我才庆幸自己还活着。”

　　过草地是黄海云心里最难忘的一幕。反“围剿”失败，每个人心里都难过，因为没有明确的行军标志，走着走着就有队伍掉队，一旦掉队，就可能再也找不到组织。“过草地之前，我们大家尽可能多地背干粮，每顿只能吃小半碗炒面。”说到伤兵，黄海云不觉间眼睛湿润:“那时候别说是药，就连煮一碗水给伤员喝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缺衣少食，又没药，有时候眼睁睁看见他们倒下而无能为力，我很揪心。”

　　“但是我们也苦中作乐。”黄海云说，“过草地我们称为‘遛羊羔’。走沼泽，一个人走过去没事，但大队人马一起过就会陷进泥潭。所以大家左一个右一个分散走，可像是遛羊了。”

　　黄海云说，现在年纪大了，对往事反倒记得更清晰，自己平时除了在家摆弄些花草，还会给新战士和小朋友讲长征故事，“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苦，我多讲一点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今天的生活需要珍惜，遇见困难也不要气馁。”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刘婷婷

　　苏武明:过草地要与寒冷和饥饿作斗争

　　毒不死人的植物都是干粮

　　“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就没了，茫茫草地也不知道哪里是个尽头。”老红军苏武明回忆起长征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岁月，看着宽敞的单间病房，老人不胜感慨:“怎么也想不到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

　　提起长征，不免想起吞噬了无数条人命的雪山草地。苏老告诉记者，过草地是最难走的一段路，“六百多里，处处荒凉，连只鸟兽都没有。草和水混在一起，到处是黑色的沼泽、黑色的水。走着走着身边就少了很多人……”

　　更为难受的是草地上多变的气候，下雨、下雪、下冰雹，战友们形象地形容为“天三变”。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时而微风细雨，时而冰雹连天，不知什么时候就来场“洗礼”，打在到处充满陷阱的草地上，追赶着奔走不停的红军。苏老回忆，当时红军的衣服很少，一个个冻得脸都青了，到了晚上，大家只能坐在湿透的草地上，背靠着背用体温取暖，没睡着的时候总能听到周围“咯咯”的牙齿打颤的声音。

　　至于吃喝，苏老回忆，刚开始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还准备一些粮食，“但坚持不了几天，粮食吃完了，苦日子也来了。”野菜、草根、树叶，只要毒不死人的植物都是干粮，“但谁知道有毒没毒？很多人就这样死了，没毒死的算命大。”还有人不小心喝了沼泽的毒水，肚子就发胀，痛苦地死去。

　　在苏老的记忆中，牺牲的人太多了，人数根本就搞不清楚，被沼泽吞掉的，晚上冻死的，每一次开拔，都会有人动也不动地待在原地，永远长眠。“由30多万人最后只剩下3万，非常凄惨，但真到了会师，活着的人都很振奋，也可说是士气十足，毕竟这是大家一路上最盼望的事情。”

　　走过了战争的苏老如今已是非常羸弱，每周都要到医院检查疗养。但听到跟长征、抗战有关的活动仍然不顾病痛积极参加。记者前往病房采访时，躺在床上的苏老用堪称“敏捷”的速度坐了起来。

　　当看到摄影记者的相机时，苏老饶有兴趣地问道:“我有一个打仗时留下的望远镜，但现在里面进了雾气，我自己擦不到，你能帮我弄一下吗？”

　　本报记者徐林

　　何明回忆当年的争取藏民工作

　　藏族通司帮了大忙

　　少年时期，三年长工、三年瓦工，二哥麻痹残身，三哥下落不明，13岁时还穿不上裤子，地主欺压孤儿寡母……就像当时很多的中国贫苦农民一样，何明的少年时期完全是真实版的《苦难的历程》。

　　1933年红军到达了何明家乡，家乡成立了苏维埃，大哥在苏维埃当文书，自己加入了游击队和分田队。1933年的一天晚上，地主勾结民团来暗杀，子弹从头上飞过去，擦破了头皮，何明从后门跑了，跑到游击队，想着地主可能报复，决意参加红军。

　　“家里只剩一个顶用的儿子，我妈不允许我参加红军，为了这个，还把我小时候的娃娃亲接过来，想拴住我，我找到乡苏维埃开了信，跑到贵福参加了红军。”

　　在粉碎了刘湘和四川其他军阀后，1934年，当时的中共川陕省委派他去万源县委当组织部长。1934年底到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进，开始长征，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而此时何明被北川陕省委派往松潘附近的黑水城做争取藏民的工作。

　　“话都不通，怎么团结？”众人心里有着疑惑。何老回忆，当他翻过梦笔山大雪山的原始森林来到党坝时，发现那里的藏民都进深山去了，他只找到了一个十四五岁的藏族小伙子，何明等人找他做“通司”(翻译)，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的中顾委委员天宝。就是这个天宝帮了大忙，他一家家去做工作，藏民们纷纷回来了，把牦牛等都牵回来了。

　　何老走过三次草地，爬过数次雪山，“苦难”、“战斗”、“热血”、“忠诚”等字眼在一次次的这种历程中不断闪光。

　　本报记者刘中元

　　昔日红小鬼路正品回忆战斗岁月豪气干云

　　四次中枪从不退缩

　　路正品，红四方面军的“红小鬼”，1919年出生于四川，1933年参加红军，时年不足14岁。

　　回首战斗岁月，路老对革命、对红军的记忆得非常深刻，具体到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都记忆非常清楚。

　　路正品中过4次枪，但从来没有退缩，“不怕，撑得住，命大。”谈起4次中枪的感受，男儿气十足:第一次，参加红军后，他分配在红四方面军10师29团下面一个连队当通讯员。当时29团政治处主任来连队视察，路老负责保卫，一天晚上队伍中了敌人埋伏，子弹嗖地从头顶上飞了过去，削掉一块皮。

　　第二次是在师政治部，攻打四川本门县。晚上打仗，战斗非常激烈，“四川当地有很多梯田，敌人埋伏在梯田后的一个土堆上，”这一次是左大腿中弹，住进了战地医院十几天，后来部队开始长征，被担架一直抬到阿坝，这样随着部队到处转战，一躺就是半年。1934年，路正品被担架抬进了长征队伍。

　　第三次，攻打西昌未果，四方面军旋即南下，攻打成都附近的天泉，路正品被敌人的炮弹皮伤了小腿。当时医务所设在一条山沟里面。养伤时他不知道部队已经走了，后来贺龙带领的红二方面军来了。路正品说，他可以选择留在红二方面军，也可以拿了盘缠去追原来所属的红四方面军。他选择了前者，跟着他们继续前进。

　　就这样，跟着二方面军继续往前，经晚上急行军后，到了宁夏黄河边上，陕北红军过来接应，差90里地就接应上了，但道路被敌人阻断。战斗打了整整一天，“这次受伤最严重，子弹从左腹股沟打过去，从屁股后穿出来。”路老回忆，当时完全不能起身，血呼呼地流，最后在裤管上凝结了，用手一搓，纷纷往下掉。没有担架，几个受伤的战友相互搀扶着一路往北，最后在老乡和地下党的掩护下，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转移前进，就这样连续走了5天，到达了延安，住进了王家坪医院……

　　本报记者刘中元

　　采写统筹:曾庆春摄影:本报记者王辉曾强王亮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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