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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载记忆细节犹生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2日09:27 南方日报

  高擎长征精神火炬战斗岁月

  红军急行穿过粤北

  粤北大地至今依然保存着红军长征的记忆。

  1934年10月26日至1935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九军团大部,第三、五、八军团部分先后经过粤北韶关南雄、仁化和乐昌等地。

  省党史办有关负责人介绍,1934年10月26日至1935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九军团大部以及第三、五、八军团部分先后经过粤北韶关南雄仁化和乐昌等地。由于事先经过统战工作,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达成五项秘密协议,“借道”粤北,红一方面军先后“通过”陈济棠部设在南雄乌迳(新田)、仁化城口和乐昌的三道封锁线,主力顺利通过广东境内,向湖南方向挺进。

  在达成协议之前,红军的先遣部队由160位精英组成,由外号“小老虎”的刘云彪率领。拂晓,侦察员报告拦阻的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山坡上挖战壕、筑工事,其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立即下达攻击命令,并亲率部队,乘敌人不备发起正面攻击。

  当时,山坡上的守军仗着有利的地形和工事拼命抵抗,死守阵地,红军战士一时难以攻破。后来,监视敌炮楼的部分战士加入了正面进攻。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冲出掩体,一路冲杀出去。敌人见势不妙,匆忙败逃。

  自从与陈济棠部达成“借道”协议后,红军在粤北行军更加顺畅。但在抵达湘粤交界处海拔1600多米的大王山时,老天爷给红军战士出了难题。当时,天气状况极其恶劣,天上下起瓢泼大雨。军机不可误,红军冒雨攀越。

  后来当时亲历险境的红军战士肖锋在日记中回忆说,进入崎岖山路后,弯多路滑,行进速度很慢。夜幕降临后,只好拄树棍打火把摸黑行军,俨然一条蜿蜒的火龙穿行在山间。但红军指战员最终以惊人毅力突破三道封锁线。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徐滔

  罗绮:一股信念“一定要活到胜利那一天”

  扛着17斤机枪走完长征

  95岁的罗绮精神矍铄。我们登门采访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阅读《南方日报》。

  长征中,罗老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机枪班战士,扛着17斤重的机枪走过了长征全程,并在长征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

  罗绮说,当时,每个红军战士额定5斤大麦。借老百姓的石磨,战士们把大麦磨成粉,做成干粮。但途中经常有战士弄丢粮食,部队就会把大家手头的干粮收集起来再重新分配,“真正吃到肚子里的肯定没有5斤”。

  行军途中饿了,用做好的干粮加点盐,伴着凉水就是一顿奢侈的美味。干粮吃完了,战士们就用马齿苋等野菜充饥。

  “饭可以几天不吃,但只要一个晚上不泡脚,第二天就没法走路。”罗老说,行军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填饱肚子,而是在步行一天后借用当地百姓的锅烧一锅水,泡脚时水一定要过膝盖,否则第二天都没法下地。

  说起过草地,罗老说当时年轻身体非常棒,战友们互相鼓励,因此“也没有觉得多苦”。但一个12人的班,走一晚上,有时候只剩下七八个人,大都是累死的。

  过草地时天天有大雨,但战士们在地上照样睡得很香,偶尔被大雨淋醒,把脸上的雨抹干净,继续睡。屋檐下、庙宇边、祠堂里,罗老说他们都睡过,有一次为了躲避敌人,部队摸黑行军,在泥田里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了,所有人脸上都蒙上一层厚厚的干泥。

  罗老扛着17斤的机枪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时,他发现和自己一起出发的熟悉战友一个也没有了,“他们全去世了,战死、饿死、累死,只剩下我一个。”罗老的大女儿罗江滨向记者感慨,一个扛机枪的战士能活下来真是奇迹,罗老却说,真的有一股信念在支撑着自己,“一定要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退役后,罗绮做起了后勤工作。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想写一部两万字的回忆录,给现在的年轻人讲述当年的故事,“这些年变化太大,社会进步很快,但我们那时的故事,那种积极的精神还能鼓励现在的人。”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徐滔

  黄海云:忆长征依然快言快语

  我们笑称过草地为“遛羊羔”

  89岁的女老红军黄海云说,自己时时和人谈起铁马金戈,她的快言快语,隐隐流露着红军女战士的风采。

  家穷,黄海云3岁便被母亲送去当人家的养女,后来她受不了继母的冷眼,就到小工厂做工。“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来到家乡。有一天表姐和我说红军是农民们的军队,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我就想跟‘同志哥’干革命去。”于是,瞒着家人,黄海云悄悄跟着红军走了,成为红四方面军一名女战士,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长征很苦,但是大家咬紧牙关挺了下来,都想着以后能过好日子。”黄海云当了一名随军护士,一边听着炮响一边照顾伤员。过雪山前,黄海云和战友每人准备了几双草鞋、一根木棍,部队让大家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其实所有的衣服不过是两件单衣,薄薄两层,和现在的羽绒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黄海云回忆说,雪山通常是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打在脸上生痛。风一刮,原来埋在雪堆的尸体裸露了出来。战友们谁都不敢停下来休息,害怕一休息就永远起不来了。“我拄着木棍,手冷得发抖,一边还扶着战友,就这样忍着、撑着。直到后来下了雪山,我才庆幸自己还活着。”

  过草地是黄海云心里最难忘的一幕。反“围剿”失败,每个人心里都难过,因为没有明确的行军标志,走着走着就有队伍掉队,一旦掉队,就可能再也找不到组织。“过草地之前,我们大家尽可能多地背干粮,每顿只能吃小半碗炒面。”说到伤兵,黄海云不觉间眼睛湿润:“那时候别说是药,就连煮一碗水给伤员喝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缺衣少食,又没药,有时候眼睁睁看见他们倒下而无能为力,我很揪心。”

  “但是我们也苦中作乐。”黄海云说,“过草地我们称为‘遛羊羔’。走沼泽,一个人走过去没事,但大队人马一起过就会陷进泥潭。所以大家左一个右一个分散走,可像是遛羊了。”

  黄海云说,现在年纪大了,对往事反倒记得更清晰,自己平时除了在家摆弄些花草,还会给新战士和小朋友讲长征故事,“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苦,我多讲一点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今天的生活需要珍惜,遇见困难也不要气馁。”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刘婷婷

  苏武明:过草地要与寒冷和饥饿作斗争

  毒不死人的植物都是干粮

  “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就没了,茫茫草地也不知道哪里是个尽头。”老红军苏武明回忆起长征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岁月,看着宽敞的单间病房,老人不胜感慨:“怎么也想不到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

  提起长征,不免想起吞噬了无数条人命的雪山草地。苏老告诉记者,过草地是最难走的一段路,“六百多里,处处荒凉,连只鸟兽都没有。草和水混在一起,到处是黑色的沼泽、黑色的水。走着走着身边就少了很多人……”

  更为难受的是草地上多变的气候,下雨、下雪、下冰雹,战友们形象地形容为“天三变”。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时而微风细雨,时而冰雹连天,不知什么时候就来场“洗礼”,打在到处充满陷阱的草地上,追赶着奔走不停的红军。苏老回忆,当时红军的衣服很少,一个个冻得脸都青了,到了晚上,大家只能坐在湿透的草地上,背靠着背用体温取暖,没睡着的时候总能听到周围“咯咯”的牙齿打颤的声音。

  至于吃喝,苏老回忆,刚开始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还准备一些粮食,“但坚持不了几天,粮食吃完了,苦日子也来了。”野菜、草根、树叶,只要毒不死人的植物都是干粮,“但谁知道有毒没毒?很多人就这样死了,没毒死的算命大。”还有人不小心喝了沼泽的毒水,肚子就发胀,痛苦地死去。

  在苏老的记忆中,牺牲的人太多了,人数根本就搞不清楚,被沼泽吞掉的,晚上冻死的,每一次开拔,都会有人动也不动地待在原地,永远长眠。“由30多万人最后只剩下3万,非常凄惨,但真到了会师,活着的人都很振奋,也可说是士气十足,毕竟这是大家一路上最盼望的事情。”

  走过了战争的苏老如今已是非常羸弱,每周都要到医院检查疗养。但听到跟长征、抗战有关的活动仍然不顾病痛积极参加。记者前往病房采访时,躺在床上的苏老用堪称“敏捷”的速度坐了起来。

  当看到摄影记者的相机时,苏老饶有兴趣地问道:“我有一个打仗时留下的望远镜,但现在里面进了雾气,我自己擦不到,你能帮我弄一下吗?”

  本报记者徐林

  何明回忆当年的争取藏民工作

  藏族通司帮了大忙

  少年时期,三年长工、三年瓦工,二哥麻痹残身,三哥下落不明,13岁时还穿不上裤子,地主欺压孤儿寡母……就像当时很多的中国贫苦农民一样,何明的少年时期完全是真实版的《苦难的历程》。

  1933年红军到达了何明家乡,家乡成立了苏维埃,大哥在苏维埃当文书,自己加入了游击队和分田队。1933年的一天晚上,地主勾结民团来暗杀,子弹从头上飞过去,擦破了头皮,何明从后门跑了,跑到游击队,想着地主可能报复,决意参加红军。

  “家里只剩一个顶用的儿子,我妈不允许我参加红军,为了这个,还把我小时候的娃娃亲接过来,想拴住我,我找到乡苏维埃开了信,跑到贵福参加了红军。”

  在粉碎了刘湘和四川其他军阀后,1934年,当时的中共川陕省委派他去万源县委当组织部长。1934年底到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进,开始长征,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而此时何明被北川陕省委派往松潘附近的黑水城做争取藏民的工作。

  “话都不通,怎么团结?”众人心里有着疑惑。何老回忆,当他翻过梦笔山大雪山的原始森林来到党坝时,发现那里的藏民都进深山去了,他只找到了一个十四五岁的藏族小伙子,何明等人找他做“通司”(翻译),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的中顾委委员天宝。就是这个天宝帮了大忙,他一家家去做工作,藏民们纷纷回来了,把牦牛等都牵回来了。

  何老走过三次草地,爬过数次雪山,“苦难”、“战斗”、“热血”、“忠诚”等字眼在一次次的这种历程中不断闪光。

  本报记者刘中元

  昔日红小鬼路正品回忆战斗岁月豪气干云

  四次中枪从不退缩

  路正品,红四方面军的“红小鬼”,1919年出生于四川,1933年参加红军,时年不足14岁。

  回首战斗岁月,路老对革命、对红军的记忆得非常深刻,具体到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都记忆非常清楚。

  路正品中过4次枪,但从来没有退缩,“不怕,撑得住,命大。”谈起4次中枪的感受,男儿气十足:第一次,参加红军后,他分配在红四方面军10师29团下面一个连队当通讯员。当时29团政治处主任来连队视察,路老负责保卫,一天晚上队伍中了敌人埋伏,子弹嗖地从头顶上飞了过去,削掉一块皮。

  第二次是在师政治部,攻打四川本门县。晚上打仗,战斗非常激烈,“四川当地有很多梯田,敌人埋伏在梯田后的一个土堆上,”这一次是左大腿中弹,住进了战地医院十几天,后来部队开始长征,被担架一直抬到阿坝,这样随着部队到处转战,一躺就是半年。1934年,路正品被担架抬进了长征队伍。

  第三次,攻打西昌未果,四方面军旋即南下,攻打成都附近的天泉,路正品被敌人的炮弹皮伤了小腿。当时医务所设在一条山沟里面。养伤时他不知道部队已经走了,后来贺龙带领的红二方面军来了。路正品说,他可以选择留在红二方面军,也可以拿了盘缠去追原来所属的红四方面军。他选择了前者,跟着他们继续前进。

  就这样,跟着二方面军继续往前,经晚上急行军后,到了宁夏黄河边上,陕北红军过来接应,差90里地就接应上了,但道路被敌人阻断。战斗打了整整一天,“这次受伤最严重,子弹从左腹股沟打过去,从屁股后穿出来。”路老回忆,当时完全不能起身,血呼呼地流,最后在裤管上凝结了,用手一搓,纷纷往下掉。没有担架,几个受伤的战友相互搀扶着一路往北,最后在老乡和地下党的掩护下,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转移前进,就这样连续走了5天,到达了延安,住进了王家坪医院……

  本报记者刘中元

  采写统筹:曾庆春摄影:本报记者王辉曾强王亮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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