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上)

　　长征，是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最大考验；长征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及其关系的最大考验。在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时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最终把红军带出了泥泞的草地，把中国革命带出了低谷，引向了辉煌。

　　红军被迫踏上险途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译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受到左倾势力排挤的毛译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斗“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对军事作战一窍不通的博古，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周恩来和朱德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但终因王明所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被大大削弱。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博古被选为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苏二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免去。

　　1934年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在一筹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周恩来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此时周恩来、朱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为了与博古、王明的“左倾”路线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当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被同时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

　　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雄心万丈的毛泽东正是在此时写下了那几句满怀豪情的诗句：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紧接着，在猴场会议上周恩来又起到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这次会议规定：“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做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此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讨长征以来的指挥错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于是便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已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遵义会议最权威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对错误轻描淡写，事事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辩护。而周恩来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做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首先向博古和李德发难，严厉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给红军带来的灾难。这个报告的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的。

　　随后，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这也是三年来唯一没有被打断，结束后没有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关于遵义会议所做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打鼓新场风波

　　1935年3月4曰。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毛泽东出山后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但由于情报有误，致使这一仗打得很不理想。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则大说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土城之战后，红军回兵黔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开始回升，但随后发生的打鼓场风波，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还很不稳固。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上讨论“打鼓新场战斗”。会上其他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由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毛泽东便提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你不干，就不干吧！”张闻天见毛泽东又要撂挑子也急了。“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吁地走了。

　　但这一次，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因为当晚毛泽东去找周恩来仔细研究之后，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建议，并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个新的“三人团”又形成了。

　　摘自《巨星闪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郭宏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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