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两市民最近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持机票乘机时，被机场安检人员拦截。机场工作人员说：“提前接到了渝中区公安局、重庆市商委等单位的电话，说这两人要去北京上访，一定不能让他们离开重庆。我们才将其拦住不让登机的。”
（新华社10月21日电）
机场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公函和手续的情况下”，拒不让两名上访者登机，显然违背了起码的程序正义和契约正义。但话说回来，在提前接到拦截电话之后，尽管并没有相关部门出示的书面公函和手续，机场方仍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背上道义风险，也不能背上政治风险。所以说，机场的所作所为固然需要指责，但更值得指责的却是背后的渝中区公安局、重庆商委等部门以及它们所奉行的某种政治逻辑。
毋庸置疑，上访权是受到保护的公民权利。但为什么有关部门总是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这就是有关部门所奉行的“孔雀式”政治治理模式在作祟，即只把美好的一面拿出来示人，而把所有的异议、争斗、不公乃至黑暗深深地隐藏起来，压抑起来。很显然，这种模式所致力于创造的是一个虚伪矫饰的河清海晏、天下太平的“封口社会”，而不是一个观念竞争、畅所欲言的“公民社会”。
此种虚妄的孔雀式政治必定导致公共领域的空洞化和社会政治理想的下沉，而其对公民权的打击，以及对社会良性运行的颠覆更是直接而深重的。在强大公权力的围追堵截之下，公民正常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申诉时遭到野蛮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政治逻辑的无理限制甚至弹压，从而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但谁也不能否认，当正常的救济渠道令人绝望，非正常、非理性的自我救济将势必以某种激烈的方式迸发出来，到时权力部门如何再去隐瞒真相？而就此造成的对社会良性机制的摧毁，又怎么再去拯救？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公共政治的要义在于沟通，而不是打压，在于权威，而不是威权。如果我们的公共政治中只有打压和威权，而没有沟通和权威，那只能表示，在公共领域，只有权力而没有政治，只有官员而没有政治家，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