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交集团目前正在进行奥运文明服务3年规划，明年将开展“明星乘客”评选，主动给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乘客让座的“明星乘客”，公交集团将给予一定的奖励。
（10月23日《华夏时报》）
“有奖让座”很容易让人想起河南省确山县推行的“道德储蓄”。两年前，确山县
在全县各乡镇推行“道德储蓄”活动，要求每个村对村内发生的“好人好事”记录在案，并在年底给予优秀者表彰。据报道，该做法曾一度受到追捧。但随着村民对这种形式新鲜感的失去，逐渐懒于将自己的“善行”向上报告，“道德储蓄”如今在一些村庄已经遗忘和消失。
在制度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的原理，即当个人改变行为不能扭转局势时，人们会选择不利于自己的制度。茅于轼曾经以交通堵塞为例分析道德的发生与巩固。在混乱的十字路口，如果某人采取礼貌谦让的态度，结果将如何呢？他一个人的礼貌谦让不会改变其他人的行为，马路上仍旧是一团混乱，他温良恭顺地站在旁边反倒成了傻瓜，最后他只好和其他人一样，冲向那已经乱成一团的道口。
公交公司“让座有奖”这样的小恩小惠，其对于道德的启动力甚至还远不如确山县“道德储蓄”那般强大，这种“启动力”并不足以会改变大多数人的行为，就像即使十字路口挂着奖品，也不足以阻挡大多数人冲向那个已经乱成一团的道口一样。
因此，“有奖让座“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做法是否可行的价值判断，而在于这种做法能够走多远的事实判断。如果在现实中寸步难行，那即使在理论上，在道德上再合理，也等于是一个不存在的零。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国民的文明素养，公民的公共精神以及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也不是一个“有奖让座”就能培育出的。要想真正从根本上对国民素质进行提升，尚需要一个多向度的规则和制度文明来直面那些“活着的传统”，洗涤“隐性社会”下的诸多潜规则原理。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