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度爱心抢险频频传喜讯唤起更多爱心尚待破解“命题”

　　记者祝建新

　　今年的5月、8月、9月，本报连续报道了重症女孩王玲芳危在旦夕、阳光学子郑吉患恶性肿瘤、徐甜甜勇救弟弟深度烧伤等三起不幸遭遇，在锡城引发了一波波爱心潮，捐款累计达27万多元。受到救助的三人近况如何？如何抗御不测带来的风险？爱心怎样发扬？本报记者再作深入采访。

　　拯救篇

　　不幸人生引发爱心“接力”

　　奇迹：重症女孩由静躺到能说会动22岁的女孩王玲芳，突然一病不起，躺着不能动弹将近1个月，生命一度垂危，其被救活的几率曾被认为像中彩票一样，持续的治疗让她家深陷困境。

　　本报欢乐义工获知情况后，在三阳百盛广场举行大型募捐仪式，许多人慷慨捐赠爱心款。其中，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两位年过七旬的村民，不辞辛劳地乘车来到市区，亲手交上1600元；年过七旬的缪惠琴老人把从生活费里挤出的2000元托社居委转交给王玲芳；90岁高龄的丁国宝夫妇捐出200元……一笔笔爱心款在危急关头起到了支撑作用，王玲芳治疗后出现好转，部分腿脚胳膊可以动弹，不需要戴呼吸机，创造了奇迹。

　　昨天，王玲芳的母亲钱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女儿现在右手右脚能动，自己可以吃东西。在请人到家里按摩了5次后，左脚动了一下，有希望恢复活动功能。

　　希望：阳光学子将作自体移植17岁男孩郑吉，在即将读高三准备高考时，却被检查出患了恶性肿瘤，治疗很快就花费了6万多元，低收入的父母一筹莫展。

　　8月16日，本报对郑吉所处的困境作了报道，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续多天都有数十名好心人到医院去探望，送上爱心款。其中，外地人霍先生从报上获知消息后，打的到医院捐款后又匆匆离去；市检察院的3名工作人员捐出1200元；自称郑吉同学家长的一位女士捐出1万元；一对母女为避免郑吉接受捐款的尴尬，委托护士转交3200元……捐款累计达8万多元。

　　昨天，电话里传来郑吉爽朗的声音，他说他半月化疗一次，在家里恢复得还可以，时不时地拿起书本自学。

　　郑吉的父亲介绍说，孩子已做了3个疗程的化疗，马上就要做增强ＣＴ检查肝部，再做3个疗程的化疗后，就准备自体骨髓移植。他咨询了多家医院，自体骨髓移植有望治愈儿子的病。

　　惊喜：烧伤女孩成功闯过危险期面对火海，20岁的徐甜甜奋不顾身冲进去救弟弟，结果被深度烧伤，只剩头皮上有块巴掌大的完整皮肤，命悬生死一线间。

　　本报连续作了8期报道，徐甜甜勇救弟弟的举动传遍了锡城，也感动了锡城。捷普电子无锡公司、江苏中外运无锡分公司、中国外运富昌公司、嘉理大通物流、无锡佳达国际货运、小天鹅通用电器等多家企业募集捐款；许多热心人伸出温暖的手，其中一汽锡柴离休干部、76岁的陈胜荣老人拄拐杖到医院，捐出了省吃俭用存下的万元积蓄。一个个爱心举动带来的是持续的感动，由此形成了爱心“接力”。经不断治疗，徐甜甜以顽强的求生意志，尽管烧伤面积超过95％，但是奇迹般地度过了最初的12天。

　　昨天，徐甜甜的父亲说，女儿闯过了最艰难的危险期，命已经保下来了，现在到了恢复阶段。妻子隔几天见女儿一次，每次都告诉女儿病房外有很多人关心她的感人事，因此女儿鼓起了生活的勇气，精神状态很好，手臂、后背等四五个地方又做了植皮手术。

　　抗御篇

　　意外“险情”增多不可不防

　　王玲芳、郑吉、徐甜甜遭遇了不幸，幸运的是他们获得了社会关注，获得了众多爱心援助。但是，类似他们遭遇的其他人不一定都能获得这样的关注和帮助，该如何尽量抗御疾病、灾祸带来的“险情”呢？

　　家住东北塘的王玲芳，患病前没有办理社保。在上一年，王玲芳也保了商业保险，但今年没有保，恰恰在今年生了重病。

　　王玲芳的母亲钱女士说，到目前为止，女儿的治疗费花去了将近14万元。其中，一部分是家里攒下数万元积蓄，找亲朋好友东拼西凑了一些钱，在举债四五万元的情况下，还将家中猪棚整体卖掉了。而外地来锡打工的徐甜甜幸运地参加了社保，部分医疗费用可以由医保支付，无疑大大减轻了风险。徐甜甜的父亲说，孩子出事后，他深深感受到了医疗保险的重要，以后全家都准备办理相应的保险。

　　对于类似王玲芳、郑吉、徐甜甜的不幸社会群体，实行社保全覆盖无疑可以构筑起防护体系，事实上，经常求助于媒体的困难群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没有参保，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占了多数。在当前社保尚不能全覆盖的现实情况下，个人需要进行必要的自我保障。此外，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应给予适当的救助。目前，民政救助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无锡市民若发生天灾人祸等意外困难，可以向所在的社居委申请救助，社居委向街道报告，再转所在区的民政局审核，根据相应的情况给予适当救助。

　　困难群众还可以向红十字会申请救助。

　　思考篇

　　更多爱心唤起待破解“命题”

　　本报报道王玲芳、郑吉、徐甜甜三人的不幸后，一些好心人在捐助之前，会打电话询问是否是真的。其中，有人告诉记者，生活中多次遇到骗取同情的骗子，现在做好事也很谨慎。

　　徐甜甜的父亲告诉记者，有四五名企业老板带着秘书到医院捐款，问他们的姓名时，他们要么不肯透露，要么只是说出姓什么，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企业家好心捐款不留姓名，可能是出于低调和做好事不愿留名的心态，但也不皆尽然。记者曾采访一名企业领导，他表示一方面很愿意从事公益事业，给部分困难人群捐助，但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要是“声名”在外，很多困难人士会不会接踵而至地找上门，难辨真假，很难说不会影响企业经营。

　　有的企业和个人在捐出大笔善款后，担心专款是否会专用，因此派员查看了受助者的使用情况。目前，大多捐助资金都是直接交给受助人或其家属，使用起来没有监督，因此一些捐助人有时会担心爱心款被浪费或打水漂。

　　记者采访一名困难人士，他说家庭深陷困境后，有人告诉他可以到企业去寻求援助。他联系了一家企业，企业负责人也同意他前去商谈，但是当他和一家电台记者赶去时，该企业的负责人在表示可以捐助的同时，向在场的媒体提出了广告要求。当时，他觉得有点“变味”就放弃了。

　　由于社会公益组织的基金有限，社会救助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如何确保困难人群的信息真实性，如何从制度上保障从事公益的企业家的正常利益？如何监督公益捐赠使其公开化和透明化？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公共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