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护污”源于公权遭严重污染

　　孙立忠

　　曾经大量向农田排污的石药集团内蒙古中润制药有限公司，经过两个月的停产整改，安装治污设施，已于近日复产调试。然而托克托县双河镇大羊场村的农民仍不满意。农民的情绪源于今春发生的县政府动用执法力量“护送”污水进农田事件——春灌前乡里领导就通知，说是“药厂的污水没地方放了，要大家浇地，掺在黄河水里”。大家不同意。谁知4月

24日一大早，十几辆小车、警车和救护车开到了村头，带队的是一位副县长。上前说理的十多位村民被抓起来，冲突中受伤的数位村民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详见今日本报A34版)。

　　政府的职责是保护环境，对污染企业进行监管、约束，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但托克托县政府的角色却完全错位、颠倒，俨然成了污染企业的排污帮凶和打手。这已不止是失职渎职，而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严重堕落。

　　托克托县政府干的这角色，像极了从前的镖局保镖。镖局的运转模式是，雇主提出押运要求，镖局出动“武装力量”将受委托之物安全送达目的地，从而赚取押运费。而托克托县政府不也动用警察等执法力量将企业提请“护送”的污水“安全”送进农田了吗？而押运费，就是“每次排污灌农田前地方管理部门向污染企业收取的大笔‘提水费’”以及企业作为“大项目”每年上交的高额税费。两者相去有几何哉？

　　昔日的镖局可以惟利是图，但今天的法治政府也能如此吗？当然不能，但从对污染企业——也通常即纳税大户——超标排污眼睁眼闭，到公然为其“护送”污水进农田，无疑都表明某些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日益偏离正常轨道，其金钱取向已远远大于民生取向。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过，污染是生产的副产品，政府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向企业索取副产品的负价值，这样才能将企业之外的社会损害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企业生产的这种副产品越多，则成本越高，从而迫使企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地方充当企业的“护污保镖”，则只能让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污，根本不考虑制造污染的成本问题。

　　何以至此？最直观的自然是那老生常谈之说——干部考评制度不合理，某些领导没有树立起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一味惟GDP和财政数字是瞻，于是可带来大量税收的污染企业成为其心中的“上帝”，而民生疾苦在其施政序列里则处于远为靠后的位次。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在环境健康损害补偿方面，我们的法律并不健全：现有法律中与环境健康相关的条款缺失，健康损害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污染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这就无以对排污企业以及负有连带责任的地方政府起到震慑作用。而在国外，类似的情形，给公众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企业可能就将面临数以千万美元计乃至更多的巨额索赔，所以就很少有企业敢越雷池半步。

　　更重要的是，对于价值取向出现严重偏差、施政侵害公众权益的地方官员，公众尚对其无以制约，更不必说决定其命运。如果说地方政府“护污”，则马上就会有为受害农民代议的人大代表对当地政府提出质询，让其向公众作出说明和交待；对当地环保局长、分管环保的副县长、县长提请罢免，而罢免也往往会实现，则还会有如此不堪的景象出现吗？

　　地方政府堕落成了企业的“护污保镖”，这表明某些地方的公权已遭受了严重污染，亟待进行有效的治理，让其重现蓝天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