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须保护两类遗产 各地应共同制订规划

本报记者郭红松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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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红桥运河漕运再现。新浪网提供

　　编者按：在中国，大运河因为申遗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大运河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如何正确处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本期，我们请六个省市（大运河流经省份）的记者站联动，共同走近这段堪称世界最宏伟的古代四大工程之一，打开这部人类水利史上伟大的宏篇巨著。

　　大运河既要保护也要发展

　　近一段时间，大运河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为申遗造势的活动层出不穷。大运河，又名京杭大运河。“东西为广，南北为运”，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迄杭州，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大运河自隋朝开凿，历经千年，是中国东部沟通内河、联系海港的水运交通干线，对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曾起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大运河济宁以北河段，因水源不足，多已湮没。而济宁以南至杭州河段，依旧是重要的航运通道。

　　大运河申遗意义重大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近些年来，他始终把自己的心与大运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倾尽全力，为抢救和保护大运河四处奔走。罗哲文说：“中国古代有两项伟大工程：

　　将大运河申报为世界遗产，是人们共同的心愿。然而，所有心系大运河的专家也清楚，大运河申遗绝非易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序10月16日撰文指出：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定义，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长城、故宫属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含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场所，如昆曲、中国古琴艺术皆属此类。我国过去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往往多指文物、遗址的保护，而大运河，也往往被认为只是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月，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曾对大运河全程进行考察，专家们发现，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非常丰富，如四大徽班进京、民间艺人跑码头，大运河都成为往来的重要通道和路线，在运河沿岸劳作的人们，更是产生了船工号子等口头艺术形式，可见大运河为沿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官员杜晓帆日前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坦言：“大运河申遗是国际性的大课题，不仅因为其蕴涵着物质文化遗产和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进行整合的问题。大运河作为活的历史，目前在一些地方还在被使用着，其规划与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必须对两类遗产进行全面整合

　　在历次有关大运河申遗的会议上，与会专家虽然观点时有碰撞，但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大运河是极富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双遗产”价值应该得到正视。罗哲文说：“大运河价值堪比长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现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似乎还不足以涵盖大运河的全部实质。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中国理应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文化遗产开拓新的内涵，诠释更加深刻的定义。”

　　2003年新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的认可程度。都是人类积累并留存下来的文化财富。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当今文明的标志。

　　参与考察大运河沿岸的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的专家们感到：大运河沿线物质和非物质两类文化遗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两类遗产各有特点，保护工作各有侧重，但实质上却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多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的秦序研究员认为：即使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两类遗产区分开来，并设计了不同的申报渠道，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应该通盘考虑，把两类遗产的调查、保护有机结合，避免人为割裂。

　　在“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专家们认为：运河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上百处，必须进行全面整合，统筹规划，使之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融为一体。鉴于大运河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性，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可能会因此而更加完善。

　　应该共同制订整体保护规划

　　大运河申遗的现实意义在哪里？罗哲文解释说：“大运河在近几十年内环境恶化。城市现代化使很多历史遗迹被破坏，一些地方的运河水被严重污染，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部分地区运河已经断航，只剩下干枯的河道，大运河早已不再完整。要扭转这个趋势，就要借助于申报世界遗产。”

　　在人们普遍对大运河能否成功申遗抱有极大兴趣的同时，许多专家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尊重大运河，不仅仅是因为申遗。他们认为：必须同时解决好大运河的保护、申遗与沿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两院院士、著名城市规划保护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认为：应该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经济、文化结合起来。大运河本身是一个活的珍贵遗迹，今天大运河还在利用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运河功能的变化，例如大运河航运功能的削弱，景观游憩功能的加强，承担新的南水北调功能等，这将给大运河的发展与保护带来深刻影响。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枫在考察大运河沿岸城市后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运河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文化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给运河文化的保护、研究带来了复杂性，必须呼吁运河沿岸各省市联合起来，加大运河文化内涵的整理发掘，共同制订运河整体保护规划，让古老的运河焕发青春活力。(本报通讯员董城)

　　北京：开发利用待加强

　　10月16日，“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在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北京通州举行，与会的专家们就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这只是北京保护大运河的举措之一。几年来，通州区投资数亿元，建设和修复了三教庙、清真寺等一批与社会风貌和生态环境相融合的人文景观设施，保护和发掘了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已被列入北京2008年人文奥运六景区之一。

　　但是北京的运河保护中也存在一些必须正视的问题。“新浪—别克君越运河之旅”刚刚结束沿大运河的考察。队员们从通州出发后，沿岸的风光曾让他们很兴奋：整齐划一的堤岸和新桥、草坪栏杆、大理石广场……但是不断沿运河前进他们就发现了问题：“看过通州运河，又看了其他地段，感觉千篇一律的河景使运河失去了地域特色。”

　　“关键是要尽量保存原物，不能一味求新、搞假古董；古老是第一位的，好看与否是第二位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舒乙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多年来，舒乙一直从水的角度，关注着大运河：“大运河不能只具备公园的观赏性，必须从水资源的高度进行研究利用。保护大运河北京段，对整个首都地区具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北京的水资源形势很不乐观，大运河完全可以成为北京的重要水源。保护大运河，对其进行可持续开发利用，恢复大运河真实的面貌与实际功能，这才是人类对古运河价值的真正认可。沿岸城市，必须尊重大运河的完整性、真实性、协调性，不能各行其是，使大运河远离本来面目。”(本报通讯员董城 本报记者史楠)

　　天津：防洪治理做表率

　　不久前，全国政协专门组织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对古运河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专家们在考察天津之后，感慨地说：“天津保护大运河行动给整个运河沿线做出了榜样。”

　　天津人常说：“天津是依运河而立，因运河而兴。”正是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天津才逐渐成为河、海、陆的交通枢纽，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埠重镇。运河不仅繁荣了天津经济，也孕育并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特征的天津文化。

　　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开启，在天津段经河西务、杨村、北仓、南仓、北洋桥直至海河三岔口，俗称“北运河”。

　　北运河由于历史原因，民房占堤、河床污染、年久失修、功能锐减，长期以来天津市民一直期盼对北运河进行综合治理。天津市在本世纪伊始就把北运河防洪综合治理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的具体行动，纳入每年为城乡人民所办的20件实事之中。

　　天津对北运河的综合治理完全打破了过去的工程模式，采取清障、拆违、堤防建设与交通、照明、绿化、美化同时并举的“一条龙”作业。在历时99个多月的时间内，总共拆迁4390户民房，约33.5万平方米建筑物，清理垃圾35万立方米。新建橡胶坝1座、桥梁3座、码头12个，共建成绿地90多万平方米，滩地整形41万立方米。

　　北运河的改造体现了“三个结合”：泄洪工程与输水工程相结合、堤防治理与环境治理相结合、水利工程与景观工程相结合。既考虑到沿线经济发展，又兼顾了城市环保、绿化等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治理后的北运河水变清了，堤变绿了。运河沿岸的主题公园更是独具匠心，“御河园”以大型浮雕、仿古码头等构成的景观，刻画和展现出昔日漕运的市井百态。

　　北运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从根本上扭转了北运河防洪的被动局面，河道过流能力由治理前的不足50立方米/秒，提高到400立方米/秒，大大提高了城市防洪减灾能力。

　　北运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不仅使天津增加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更重要的是它产生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带动了沿岸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而它的潜在效益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本报记者陈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