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的利率不掺“水”

早在13年前孟加拉式的小额贷款已在中国开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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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的利率不掺“水”

　　扶贫社的贷款利率表面上高于农信社，但没有包含了请客送礼的物质成本和遭遇冷眼相待的精神成本这些“非制度成本”

　　早在几年前，杜玉军就为贷款的事曾跟信用社联系过，但觉得很麻烦。他在记者面前

算了一笔账：虽说扶贫社的贷款利率比较高，但这种费用都是摆在明处的；而信用社的贷款利率虽然较低，但农户要想贷款，就要拉关系、走后门、请客吃饭送礼什么的，之后还不一定能够贷到款，这些钱加在一起，比扶贫社的贷款利息还要高。

　　杜晓山说，8%的利率是1994年在河北易县搞试点时就定下来的，当时比央行的利率要低，之后一直都没有变动过。当年选择这个数字，参照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利率和国内的贷款利率。

　　他进一步阐释说，扶贫手段应该创新，让你吃饱饭是无偿的，但让你致富就是有偿的。杜晓山强调，小额信贷是循环式的贷款，一直把你送到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贷款才会停止。

　　小额贷款具有示范意义

　　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000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小额信用贷款已经成为当地农户重要的融资手段。小额贷款模式正在改变着当地人的借钱习惯，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也不便于开口跟亲戚朋友借钱了，一来欠了人家人情，二来呢，亲戚朋友可能会说：“缺钱可以去跟扶贫社借啊，我帮你担保一下就行了。”

　　杜晓山认为，我国农村目前很多地方高利贷现象很普遍，这从侧面证明，农村的贷款需求很大，如果小额信贷做得好，既可以抑止高利贷，又能够满足农民的融资需求。

　　而小额贷款给农户带来的切实便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杜玉军的东风“运煤王”发挥了威力，日日奔忙于涞水县主干道-涞磊路上，他每天也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一年挣个七八万没问题。”杜玉军信心满怀。而聂保田、李淑荣夫妇把村里废弃的学校教室租下来，扩大了养猪场的规模，靠小额贷款养的鹅已经让他们今年挣了4000多元。

　　有趣的是，在同属于涞水县的永阳镇谭山村和东文山乡牛各庄村之间，现在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依靠小额信贷，谭山村村民烧石灰的业务量越做越大，由于需要把石灰拉到北京、天津等地，杜玉军等人靠小额贷款买的东风“运煤王”也越来越忙。

　　在近两年刚刚展开试验项目的河北涞水县，小额贷款农户已发展到1500多户。

　　扶贫社陷入“资金饥渴”

　　有限的资金制约着扶贫社扩张的步伐，同时，贷款额度的限制也减少了它的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农民的贷款积极性

　　虽然有联保制度作根基，但拖欠问题不可避免。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主任周学仁介绍，从1994年到2004年底，该社小额信贷回收率从去年年初至今，回收率为98.9%。

　　为何贷款回收率没有100%呢？周学仁解释说，拖欠大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因为出现家庭变故，失去了还贷能力；有的是农户投资的小生意赔了本。

　　对于拖欠问题，周学仁提出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允许困难农户延期偿还，给其三年的期限；二是对于特别困难的农户，干脆免除其贷款债务，帮他一把；三是对于恶意拖欠者，将申请法律援助。

　　今年7月，易县扶贫社将两个拖欠贷款的农户告上法庭，但打官司也很麻烦，扶贫社为此付出的成本增加了，即使法院判令被告还钱，如果被告拒不执行，扶贫社也无可奈何。

　　周学仁坦言，如果是穷得揭不开锅的农户，加上他又没有好的项目，扶贫社肯定不会把钱贷给他，因为扶贫社也得考虑自身的发展。

　　此外，有限的资金制约着扶贫社扩张的步伐。以易县扶贫社为例，该社资金总量大约500多万元，“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家底了。”周学仁笑言。

　　因为觉得钱少，一些农户干脆不贷了。周学仁介绍说，在西陵镇五道河乡，朱秋菊是申请过小额信贷的第一批农户之一。依靠当初易县扶贫社送来的1000元信用贷款，朱秋菊从欠债1万多元到逐步攒下了几万元的财产。但由于贷款额度有限制，朱秋菊最后放弃了小额信贷。

　　杜晓山介绍说，由社科院主持下的小额信贷试点项目有4种资金来源：一是孟加拉国提供的低息贷款；二是国际机构的援助；三是我国台湾商人的赠款和委托贷款；四是一些项目产生的利润。

　　对于“十户联保，一家使用”的现象，杜晓山称之为“变相的联保贷款”，这对扶贫社而言，意味着急需开辟新的金融产品以适应农户的需求，但资金量不足、管理能力弱等问题又使之陷入两难境地。

　　从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现状看，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服务能力有弱化趋势：一方面资金外流严重，存款不断转移到大城市，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融资渠道，普遍患有资金“饥渴症”……

　　孟加拉模式遇法律盲区

　　一方面小额信贷组织无法确定合法身份，严重影响组织发展，另一方面没有融资渠道，影响了机构的筹款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阻力，其中，最大的瓶颈还在于政策和法律层面。

　　2005年，我国成立了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但这同样存在着“禁区”。按照央行的要求，小额信贷试点公司“只贷不存”，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只能运用“来自几个有限股东的自有资金和来自一个机构的批发性融资开展相关业务”，以防范金融风险。“严格来说，孟加拉国模式在中国并不合法。”

　　“没有相关的法律和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要求“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杜晓山认为，从中感觉到政府在加快推进小额信贷及制度创新的愿望十分强烈。

　　虽然发展小额信贷的大方向不可逆转，小额信贷的尝试有突破，但杜晓山担心的是，具体的管理办法在短期内很难出台，因为金融政策十分敏感，事关重大，有关部门非常谨慎。

　　不过，尤努斯深信，捐钱的慈善活动只是权宜之计，真正重要的在于：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平台，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小额信贷在中国肯定大有可为。文/图 广州日报新闻蓝页记者 曾向荣、柯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