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卢比孔河：罗马的胜利与悲剧》

　　【作者】林国荣

　　编者按：公元前57年，高卢总督恺撒率大军渡过意大利北部的卢比孔河，向罗马进发。这是一场豪赌，恺撒押上的不只是个人的身家性命，还捎带着共和国的命运。过了这条河，恺撒便将世界拖入了战争，古罗马自由制度毁灭，其废墟上建起君主制度。这对西方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马基亚维里《论李维》云：“谨慎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谁若想预言将发生什么事，他便应该关心曾经发生的事。”在此意义上，罗马共和国的胜利与悲剧是我们观照今日世界的一面镜子，尤其对于今天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说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木已成舟，让骰子高高飞起吧！”卢比孔河边的恺撒说了这些话之后，便挥师渡过这条标志着世界历史分界线的著名小河，开始了他那奇妙而莫测的命运之旅，也把整个罗马世界带入一段其前景令人不寒而栗的旅程。霍兰在书中下评论说：“除了参照狂热的赌徒心理，我们还能怎样理解恺撒的行为呢？”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用于拿破仑的话无疑也可用于被刺杀的恺撒：“拿破仑所能做的只是在机缘的高山上昂首阔步，正如一只小公鸡在粪堆上一样。”

　　然而，类似这样的评语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在本质上更是肤浅：霍兰并没有最最起码地意识到，一般俗人的道德标尺不能运用到伟大人物的事业上，类似于15、16世纪老百姓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用来评价一个伟大人物所属的优秀民族的业绩。原因很简单，伟大人物对于他们所成就的无情事业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彼得大帝和腓特烈二世不曾、也不需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事实就是如此简单，人们拒不承认恺撒为伟大人物，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成他。

　　如何理解恺撒

　　恺撒在卢比孔河边犹疑着、思考着。一个头脑始终清醒的人、或者说一个试图弄清楚“历史之于人生的利弊”的人，也势必懂得，在评价类似恺撒这样的人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在所有的政体形式、甚至社会组织形式中，都不能没有领袖人物。领袖人物的存在或隐蔽或公开，他可以作为或者不作为国家的明显象征，但他必定是责任、决策和行动的中心；对卢比孔河边的恺撒的任何理解都应当以这一基本事实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一旦越过卢比孔河，这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对这个问题，即使远见卓识如恺撒也未必能看清楚；因此，人们没有理由将恺撒此一行动之后的恶果归因于恺撒，而将善果归因于恺撒身外。“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的论断，对于头脑简单、不明就里的人来说注定是有道理的。他们从来都要求胡佛对某次经济萧条负责，却不知种子早在他上台前就种下了；如果在鲍德温（英国保守党领袖，1923年担任首相）执政期间，英国社会没有发生过大灾难，他们就会认为鲍德温就像他的长相那样稳健可靠，尽管他实际上已经给欧洲火药库点上了一根慢慢燃烧着的导火线。对于恺撒，我们可以简单而不失正确地概括说：共和国由于不听从他的领导，而招致太多的自由，而“太多的自由”，正如西塞罗所概括，“终将招致奴役”。恺撒的事业无非反证了撒路斯特的格言：因为人们总想在得到一个公正的主人之前就去寻求自由，所以人们只能走向毁灭和灾难。

　　一个恺撒、一个克伦威尔、一个拿破仑，确实能够向许多部门发号施令。但是，那些部门在行政上、职能上以及精神上，都不像今天那样结合得如此严密。他们无法、也无意强迫人们普遍地遵守他们的法令，甚至无法、也无意压制批评和反抗。因为有些漏洞永远堵塞不了。一个恺撒这样的专制者，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哲学，乃至整个文化上，自身就存在并且容许各种矛盾。的确，卢比孔河边徘徊着的恺撒就是这样，他无法、也无意把罗马文化限制在他的教条和法令里面。他的死证明了这一点。

　　危险游戏中的政治决断

　　然而，恺撒最终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缺少尝试和辛劳。政治领袖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游戏；有时候，人们对于担当政治领袖抱有反感的态度——就像在希腊城邦经常发生的那样，于是希腊人就用抽签来解决政治领袖的担当问题。这种感情纵然不是明智的，却是自然的。政治领袖，是个全部时间都得奉公的职业，既没有休息的闲暇，也没有培养其他兴趣的机会；掌过大权的聪明人没有不感到得不偿失或者误入歧途的。根据柏拉图的一个

　　政治问题很麻烦，普通的政治领导人物接受许许多多的决定，正是因为他们不敢确信自己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而一个非凡而伟大的政治家则的确知道有些决断是必须作出，而且只能是由自己作出的。政治决断无论如何非作出不可，责任不是用消极和逃避的办法可以躲开的，因为消极和逃避一样会产生后果。政治上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和麻烦，即使从最起码和最功利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保险。

　　一个自由社会，如罗马共和国那样，也免不了发生尖锐的政治危机，也不缺少潜在的政治领袖；一个自由制度，如果明智的话，就会全心全意地与它的政治领袖合作，然而，这却是一件极难办的差事；但是如果不让自由制度成为一个培养寡头的学校，这个问题总得解决才行。恺撒在卢比孔河边“让骰子高高飞起”之时，正是回应了政治的这一召唤。正如黑格尔所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恺撒个人的胜利，也是一种不自觉的本能，要来完成那时机已经成熟的事业……我们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最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

　　而霍兰的这本书之所以成为名著，仅仅是因为他的叙述和评论从未越出老百姓先生们的道德剧场，从而赢得了众人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