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典型的生活状态

　　主持人：其实记者不断的在采访，另外其他的人，像您刚才说的一直在表达别人的故事，这次做这个活动、做这样一个节目也是在采访他们，在这种过程当中他们生活的状态是不是会跟工作上一样，在工作中他们很精干、很干练，在生活中他们又是怎样的一面？

　　杨铭军：辛梅就是非常典型的，她是休闲的时候购物的年龄，辛梅平时出来都衣着光鲜，购物的时候跟普通女人，眼睛一亮的那种。但是我们采访的时候她的同事都说，说别看

辛梅出来是衣着光鲜的，因为她跟她的爱人都从事这个行业，没有时间打理家里。当时青岛岗的同事就跟我说，有一次去辛梅她们家，辛梅正在写稿，要发稿，后来发现要找一根网线，到处翻翻的乱七八糟，后来说对不起，你们来了我们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们到辛梅家拍，我们给她打电话，她说不行，你们明天来吧，结果我们去看非常干净。后来我们单独采访她女儿，我说你爸爸呢？她说我爸爸打扫完家里走了。当时摄像留心了一点，我们采访青岛岗的职工的时候，有一个职工就说了，去她们家还是去年、前年去的，抽水码头的阀是坏的，前两天采访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细节，后来采访的干干净净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后来我们的摄像去他们家上厕所说你们家的马桶还是坏的呢。就是他们都是爱工作当中，没有时间照顾家里，孩子可能都是父母在照顾，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

　　主持人：你们可能拉开他们的厨门衣服都掉出来了。

　　杨铭军：很可能，但是书柜是很整齐的。

　　主持人：很多记者都有很光鲜的一面，其实还有很多记者在平时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很普通的一个人，他怎样去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梦想或者实现自己的才华，怎么样去表现？

　　杨铭军：如果你当一个职业来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好像要怎样去实现所谓梦想，可能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责所在。还有一个感动我们大家的就是曹爱文，就是河南电视台的一个出镜记者，就是去报道一个孩子落水了，在采访的现场孩子被救上来以后，她主动做人工呼吸，救那个孩子，帮助叫救护车，甚至在镜头前因为孩子没有被救活失声痛哭，就是已经抛开工作、理想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比较善良、纯真的一面。现场放她救孩子的画面的时候，现场所有人都流泪了。

　　邓蕾：好像在新浪宽频就挂在那里面，她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女记者，23岁，说话口音很重的一个小姑娘。

　　我们当时做片子的过程中她正好来北京开会，她跟我们的小编导处的挺好的，我们的编导就领她到我们的机房去了。她进来的时候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孩子后来没有抢救过来，就没有了，说能不能给那个孩子的脸打上马赛克，说她父母看到了会很伤心的，可能对她来说是一种荣耀，但是当事人的父母看到了之后可能会特别伤心。那时候我们片子已经合完了，我毫不犹豫，沈瑞当时就拿着带子把所有的地方都打上马赛克了。我觉得她提的就是一个23岁小女孩非常纯真、非常善良的东西。

　　现场的时候我和崔永元、敬一丹交流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两点，我说第一一个是曹爱文，希望她这种纯真大家一起来保护她，让她维持下去，不要让她慢慢的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东西变了质。还有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向菲，曾经劝过五个罪犯自首，其中一个自首的人现在已经假释了，而且来到了我们现场。他当时来的特别不容易，他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经过了内心非常大的思想斗争才来的。我说我第二个请求就是说，希望他来的时候所有人尽量保护他，就是说他既然来了说明他敢于面对自己，我觉得其实他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是最大的，我们付出所有的辛苦和努力，跟他相比真的挺微不足道的，因为他的勇气就是说在所有看得到、看不到的人的面前他自己揭开疮疤，告诉人们他自己的过去，我觉得这种勇气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主持人：我感觉好像咱们的话题有点沉重了，我在想在明天晚上的这样一场节目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快乐的东西在，也会有特别幸福的一面表现出来？

　　杨铭军：非常典型的三峡群体。

　　邓蕾：就像刚才我说的白岩松写的那本书《痛并快乐着》，我觉得沉重并不代表不快乐，我理解你说的快乐是很轻松的、让我们很放松的，甚至是很活泼的，就是心情变得跳跃般的情绪，我觉得是有的。每一个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因为接触到的是不同的人，采访的是不同的层面，哪怕像《焦点访谈》这样需要面对这种利诱、需要面对这种恐吓或者需要面对威胁、需要面对误解和责难，一样，也会面对信任，面对获得第一手资料之后的愉悦。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遍布在我们每一个所系的空间和角落当中的，应该是都在的。

　　比如说像刚才杨铭军提到的罗成友的那个片子，像罗成友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老婆特别有意思。戴了一个大项链，穿的非常光鲜，因为没有记者拍她。有记者拍她的时候她就非常高兴，而且四川人她说话特别的生动，唱歌一样，会把她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你，表达出来。她存在一种非常温暖的东西，让你感觉这样的老婆也蛮好的。她会用一些特别的比喻，说她老公跟一帮民工在一起挤公共汽车，弄的灰头土脸的，人家就说这哪像一个记者啊。最有意思的，我们的记者问他你觉得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说记者应该是衣着光鲜的，说他根本舍不得买衣服，穿的特别破。我们的记者问她，他穿的特别破是不是想和记者打成一片，但是她马上打断说，才不是呢，他就是特别抠。但是他很大方，每年都会拿出很多钱就捐给当地的农民，他一年300天的时间跟农民在一起。所以农民见到他的那种感觉，如同见了自己家人的那种感觉一样。说农民丢了身份证，家里的牛没了，都来找他，那时候你觉得生活很琐碎，就琐碎到了对农民来说是头牛、一条狗、一只鸡，可能就是那样一个层面上去，但是可能对他来说就是职业本身必不可少的不可回避的东西。

　　主持人：其实很多东西老百姓都是这样，把记者看作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只要有一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记者。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在里面，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应该主观一点还是客观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难界定？

　　杨铭军：当然是客观，自己跳出来，站在旁边看，记录这些东西。

　　邓蕾：应该是客观吧，就像你一样，你在每一个时刻的时候定位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刻你在工作当中可能是主持人，可能下来之后你就是你们网站里边一个很活泼的、很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小女孩，可能你回到家里了就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你在每个时刻上的定位不一样。说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承担着给你的这份托付，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如也是这次我们做片子的时候，大家特别有意思就说起来，说我们下去做片子的过程中，当时说到罗成友捐钱，还说到有人捐钱，我们好几个记者就出去了不断给人家捐钱，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出去的时候给大家捐钱。我们组里也是，因为我本身是做纪录片出身的，前段时间还有人给送锦旗。我也是每次出去的时候都会捐钱，因为那个时刻我觉得我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而那个时刻我就觉得我不是记者，就是他的朋友，那个时刻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作为记者对他的命运可能是无能为力的，他可能有些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是你的能力不能及的，所以有时候很可能有的人对我们的期望值过高，或者对我们的期望值大于了我们的职责范围，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或者变换角色的事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或者说是必须的。

　　主持人：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在节目的最后三位老师分别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您觉得做记者的好处是什么，坏处又是什么？

　　邓蕾：如果就我来讲，我觉得很难用好处和坏处界定，我觉得一下子把我界定住了，我只能说我最初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是，我只能活一辈子，我如果做记者能跟不同人打交道，可能我可以活很多辈子，可能坏处也是这样，就是活很多辈子，不满足，你还不如活的透透彻彻的极致的感觉。

　　主持人：我觉得做记者不论是自身而言还是他人而言，都是真情与真情之间的那种相对，我刚刚听了你们讲了很多记者的故事，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纯真、特别善良。

　　邓蕾：我觉得这是做记者的基本的品质，更大而化之的讲我觉得这应该是做人的基本的品质。

　　杨铭军：我觉得就像我们这次节目的主题词“我和我们的时代”，这个行业因为接触的行业的丰富性，你可以随着时间线的推移把你以前采访的各个行业和你希望采访的变化，我们看是非常直观的，只有像辛梅那样成为专家，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下当时采访是什么情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去采访这个行业，因为以你个人的积淀再去看的时候你能见证这个时代的变迁，我觉得这可能在其他行业不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对我来说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原因。

　　要说不好就是没有个人时间了，就像记者节一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什么时候设的、什么时候要过，只是这次做特别节目才知道有，可能是一个缺点。

　　邓蕾：如果记者节意味着工作的话，那么我们每天都是过节。(笑)

　　沈瑞：你刚才问好和不好，其实我觉得挺难回答的，因为没有办法，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可能不存在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所谓好可能跟刚才邓蕾说的比较像，我记得以前我看过的一篇文章，作者讲，因为他经常被邀请写各种各样的题词，人家结婚了、开公司了、生孩子了，所以他最后的感觉就是虽然我自己一件事情也没有做过，但是我公司也开了、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我觉得做记者就是这样，你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你可能比做其他行业的人有丰富的经历。

　　所谓不好，我觉得可能唯一不好的就是，心态可能会老的比较快一点。

　　主持人：有吗，真的吗？

　　邓蕾：谈不上老，成熟。(笑)

　　主持人：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嘉宾聊天室，11月8日，也就是明天晚上，7点36分在新闻频道播出《记录中国》。

　　让我们关注记者节，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这个节。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