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水库移民海南30年见证国家沧桑巨变

　　水库移民30年 归去来兮辞

　　从广东到海南，再从海南回到广东——信宜市金垌镇的几百名水库移民走了三十多年。1973年，为了支持当地横石水库建设，他们带着万丈豪情，远赴海南省昌江县建设青山农场。1988年，他们因为土地权属问题陷入了乡镇、农场和生产队之间的复杂纠纷，并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狼狈回到家乡，但海南户籍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沉重负担。描述他们

这段经历，可以借用一个王小波式的比喻：迁徙之后又被迫回迁的水库移民，就像一群想在大搬家的宅院里找个地方孵蛋的老母鸡。他们走来走去，勤奋努力，却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安定下来的家园。

　　1973年 移民“先锋队”

　　金垌公社决心利用自己的山山水水谱写一曲真实的《龙江颂》。移民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要在遥远的海南岛开发建设“青山农场”

　　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跟“先锋队”的每一位成员握手告别，沾亲带故的人甚至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村民们高呼着“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热烈欢送第一批为了集体利益做出牺牲的人。“先锋队”透过车窗高高打出一面红旗，上面“扎根海南”、“开发青山”的字样让人感到精神振奋。

　　这一年“文革”还没有结束。“先锋队”出发的那一刻，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现代京剧《龙江颂》回荡在广东信宜县金垌公社上空。社员们用客家话、信宜话模仿着京腔京韵，有的人唱乱了节拍仍浑然不觉。在场的每个人都对这出样板戏的内容了如指掌：1963年春，福建沿海地区遭遇特大干旱。当地龙江大队“丢卒保车”，他们舍弃了自己的三百亩高产田，在家乡门口堵江截流、引水抗旱，终于解救了灾区9万亩农田。

　　1973年，金垌公社决心利用自己的山山水水谱写一曲真实的《龙江颂》。公社干部计划建造一座水库，淹没自身的良田，灌溉周边的公社。库区200多位村民即将迁移到遥远的海南岛，移民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要在那里开发建设“青山农场”。

　　在这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复杂关系中，时年32岁的村民黄光成，深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尽管背井离乡让人心生挂念，他依然和“先锋队”的其他成员们一路高歌。这40多名来自金垌公社合垌大队的村民，将在位于海岛西部的昌江县垦荒建房，迎接第二年广东大部队的到来。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黄光成以65岁的高龄，在金垌老家做着一份泥瓦匠的工作。那座因为水源缺乏、最终荒废的水库，死气沉沉地横卧在他寄居的泥坯房脚下。对于数百名和黄光成一样的“倒流移民”而言，过去那场声势浩大的迁徙，始终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由此造成的影响，一直波及到下一代，至今没有显示出结束的迹象。

　　1975年　“扎根”海南

　　青山农场已经初具规模，300多位信宜移民先后将户籍迁到了海南。“安居乐业”、“扎根海南”已经从政治口号转化为真实的想法

　　乘坐粤海铁路轮渡跨越琼州海峡，再沿着高速公路奔驰两个半小时，就到了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广袤的田野上，偶尔刺出一簇高大的椰子树；如果识货的话，还能在不远处发现成片的甘蔗、槟榔和橡胶。地势平坦、道路笔直、土地辽阔，这一切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信宜形成鲜明的反差。

　　昌江县只是宝岛的一个缩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面积仅次于台湾的海南岛，都被认为是一个蕴涵巨大政治经济价值的地方。1957年1月，陈毅和邓子恢曾经联名向中央政府提出《关于开发海南岛的意见》，两位副总理建议尽快从大陆向海南实施有计划的移民。

　　上世纪70年代，海南掀起了新一轮的开发热潮。刚刚成立的保平公社需要劳力开发建设青山农场，而金垌公社则需要土地安置水库移民。双方你情我愿，因此有了黄光成后来第一次海南之行。而肩负着考察任务的黄光成，几乎是第一眼就相中了这里优越而独特的自然条件。

　　黄带回的异域见闻，对于长期受困于逼仄环境的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和黄光成一起报名参加“先锋队”的村民黄启广回忆说，“那时候的海南岛，就像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深圳、珠海”。

　　双方公社均对移民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想去海南的村民，可以领到每人25元的交通补贴；而抵达海南后的创业时期，则可以获得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在《龙江颂》当中，英雄群体以多烧砖窑的形式，弥补舍己为人带来的损失。戏中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口号，迅速传唱到大江南北。在金垌公社看来，组织移民前往物产丰富的海南，既满足了兴建水库的要求，又解决了地少人多的矛盾，这也标志着公社全方位、创造性地对“龙江精神”进行了学习和发扬。

　　“解放牌”改造的大客车，满载着来自广东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梦想，奔波了10天。然而到达保平公社第一天，“先锋队”的成员便意识到：从现实到梦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黄光成、黄启广都还记得，队员们被领到一间粮仓，“每人发一张草席睡在地上，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困难”，第二天“天亮了，草席一抖，全是水”。

　　与合垌大队的水库移民不同，邱定汉一家是因为支持、配合水电站建设，被送进青山农场的。他们原本是信宜县钱排公社钱新大队的村民，长年居住在当地一座名叫“衫树山”的偏僻而贫瘠的小山头。1975年，信宜县兴建黄楼河水电站，邱定汉的土地和房屋正好处于淹没范围。

　　动员邱定汉搬迁的县领导，亲自带着邱定汉前往海南“看地方”。此时青山农场已经初具规模，300多位信宜移民先后将户籍迁到了海南。农场管理类似于保平公社下面的一个大队。老人和妇女下地种田，壮劳力则组成副业队外出务工，小孩可以在农场小学念书学习。邱定汉和邱国祥父子俩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青山农场肥沃的土地，这里“水稻亩产四五百斤，差不多是信宜山区的两倍！”1975年，邱定汉全家21口人，移民到青山农场“插队落户”。

　　早期的移民非常欢迎新成员的加入。在他们看来，邱定汉一家是由信宜县委县政府“派”到海南的，这说明青山农场在家乡领导心目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有人甚至猜测，未来的青山农场将定点接收移民海南的信宜人。

　　青山农场的“大锅饭”，并没有养出一帮“集体懒汉”。场员们积极垦荒，拓展农场的土地面积。“安居乐业”、“扎根海南”已经从政治口号转化为真实的想法。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群来自信宜的广东人，有意无意遗忘了自己的“移民”身份，他们开始和海南本地人一样，将琼州海峡以北的人，统称为“大陆人”。

　　80年代初 土地权属

　　没有像本地农民那样，拿到证明土地承包权归属的小本本。水库移民和本地农民的差别，击中了长期潜伏于青山人内心的隐忧

　　青山人的想法突然受到了冲击。谁也没有料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从农村开始的那场大变革，竟然会在小小的青山掀起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风波。

　　正如一些关注中国农村问题的书中所写：十年动乱结束后，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革了平均主义的命；中国农村很快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在忙生产”的喜人局面。海南农民和大陆农民一样喜气洋洋，唯独青山移民愁眉不展。

　　“每家每户虽然也都分到了土地，但是我们没有像本地农民那样，拿到证明土地承包权归属的小本本”，移民们心里不踏实，“难道这土地还是别人的？”农场也碰到了麻烦：此前一直按照大队进行管理的青山农场，竟然没有拿到能够证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任何证明。

　　水库移民和本地农民的差别，击中了长期潜伏于青山人内心的隐忧。很多人早就注意到：其他大队除了缴纳公粮外，没有另外更多的支出；可是青山农场每年要按照坡地每亩15元和水田每亩200斤稻谷的标准，向保平公社缴纳钱粮，其中一部分被留下来作为公社自己的收入。

　　直到这时，有人才道出了几年前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故事：农场初建时期，金垌老家派出公社干部，来到海南慰问移民。返程临行之前，广东干部特意以金垌公社的名义，请海南本地干部喝了一顿酒。席间，广东客人拿出事先写好的一份合同当场宣读，而当读到有关青山农场性质问题的时候，海南人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青山农场不是农村，没有土地所有权！”

　　新时期的土地权属比过去更加明确，水库移民不得不接受他们一直刻意回避、而内心却又一直希望改变的现实：在长达8年的时间中，一直在租种别人的土地，尽管他们早已在这里安家落户。曾经指望着“继续当农民”的邱定汉一家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只是集体企业当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

　　然而拥有户籍却没有土地，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移民身处两个历史时期的交叉点，生发出更多的疑惑：“文革”时代的户口是不是不算数了？当年两家公社究竟是如何协商的？大伙儿究竟是来定居，还是来打工的？

　　这场风波的平息，比预想的更加迅速。保平“撤社建乡”后，新成立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很快和青山农场重新确立了承包关系。农场的范围并没有缩小，移民们还可以继续耕种他们的土地，每家每户也派发了新的土地承包合同。黄光成记得很清楚：合同上写着“坡地多少”、“水田多少”，上缴钱粮的标准没有变化，承包期也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一样，规定为15年。

　　世代务农的移民，仍然习惯于把拥有土地看做自己的唯一出路。他们也曾经讨论过“是不是要回去”，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信宜人多地少，无论如何，海南的生活比老家要好”。一切还“按既定方针办”，似乎没有谁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时隔20多年以后再次谈起这场风波，移民们还深为当时的妥协而后悔。他们轻易就放弃了追问，以至于后来更大的变故发生时，青山人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