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民工9年自治试验：未触动包工头制核心

2004年，王德忠（左）被公司任命为新一届管委会主任，原主任何金成（右）则成为委员。吴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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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一场由上海四建租赁分公司领导的农民工自治改革，并未触动包工头制的核心。而且在9年实验中，该组织的民主色彩正日渐消退。

　　该制度的创始人益义康认为建筑行业知识普及率低，使得制度推广艰难，农民工距离

真正自治还路途遥远。

　　□本报记者吴珊上海报道

　　对于劳务工自治组织管委会(简称“管委会”)，何金成已经很熟悉。他已在管委会工作了9年。这是上海四建设备租赁分公司在进行的一项改革，通过让农民工自治取代建筑行业通行的包工头管理办法。

　　何金成从1997年开始担任管委会主任，连任7年后，如今是管委会的生活委员。但对于管委会的性质，他至今感到模糊。

　　“它有点像工会，能帮助农民工

　　打破包工头制

　　上海率先实行“管委会制”，由农民工民主选举委员，以打破建筑行业中的单一包工头制。

　　上海四建设备租赁分公司由“四建”和“八建”租赁分公司合并而成。这是个拥有100多名外来劳务工人的基层单位，工种简单，主要是模板整修、电焊打磨、刷油分规格堆放等。

　　公司所使用的劳务工主要来自山东、江苏和四川。在成立管委会之前，各地劳务工通常是由一个当地的包工头进行管理。何金成当初就是管理江苏劳务工的包工头。

　　而成立了管委会后，打破了包工头各自管理的体系。原本的3名包工头都成为了管委会的委员。目前，管委会共有5名委员，除了主任，4个委员分管财务、质检、安保和生活。何金成说，每个包工头主要管理各自所分配的领域。

　　第一届劳务工管委会成立于1997年，管委会章程规定，委员由劳务工选举产生。

　　管委会每月召开一次由委员和分公司顾问等参加的例会，在例会上，劳务工反映的和委员发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对于劳务工管委会制度的发起者，四建租赁分公司经理益义康坦言当初创立这个制度，是为了让企业的领导层更好地投身项目管理，而不要整天为处理农民工纠纷问题牵扯精力。

　　1997年，合并前的八建设备租赁分公司车间里雇佣了江苏和四川两地的劳务工队伍，人数不过六七十人。和工地上一样，按地域划分帮派的劳务工队伍之间打架斗殴不断。

　　纠纷必须要有调停人，包工头承担不了这样的角色，公司领导层不得不频繁出面充当调停人。包工头那时对劳务工的保护和管理往往就是倚重几个拳头硬的狠角色，益义康就想着“把这几个拳头凑到一起，谁打架了，由你们自己去处理”。

　　包工头各自成为小集体，公司的管理难度大，益义康就用“分工不分家”的办法，把劳务工管理划分为财务、安保、质检、生活几个部分让农民工选出的代表专门负责。

　　模糊甲乙方制约私欲

　　包工头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乙方劳务公司的经理，又带有甲方项目公司管理层色彩。

　　建筑行业通行的管理模式是工程方的项目经理作为甲方和乙方包工头签订用工协议，劳务工的管理完全由包工头自己组织。由于缺乏完备透明的管理制度和机构，包工头随意增减劳务工的数量，克扣拖欠劳务工工资是常有的事。

　　而何金成在管委会工作了9年之后，开始对自己究竟是甲方还是乙方的身份感到模糊。“包工头的身份，表明我和分公司是法律上甲方乙方的平等关系。但是管委会委员的身份，又表明我是分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所以和公司的领导层是上下级关系。”制度创始人益义康对这样的效果感到很满意。他说，他就是要用制度来管理包工头，限制了他们的权力和私欲，让他们由不受约束的乙方公司的部门经理，进而转化为甲方公司的管理人员。同时将甲方公司的管理工作延伸到劳务工中去做，由包工头、劳务工自主接受管理，“由球员到教练，这样可以提高管理水平。”2004年，继何金成后，王德忠是第二个管委会主任。他早在1996年就被分公司聘用到了管理岗位上，担任陈行仓库提升脚手架的成本核算员。

　　去年，他还被公司推荐入党，使他可以参加公司党小组的活动。

　　虽然王德忠身边出现了这些虚设身份，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终究不是公司的正式职工。所谓的管理岗位，只是在工资单上显示出和别的劳务工不同而已。虽然由公司推荐入党，他还是要回到家乡江苏如皋去办理一切手续，“我还是个外来务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