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民工管委会自治实验：包工头可被罢免

　　包工头可被罢免

　　管委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农民工权益，按规定即使委员是包工头，只要损害了农民工利益，也能将其罢免。

　　在管委会工作了9年，何金成觉得这个组织在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他们的福利方面，

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去年5月，工人曹学贵在修理了两个月的阴阳角铁皮模板之后，向管委会提出了报酬定额太低的问题。他的理由是，修理阴阳角在模板车间工人中属于特殊工种，比平板模修理起来要复杂，且全是手工，没有机械，但是同样每天工作8小时，他的收入在每月870元-880元之间，而平板模的工人都在1100元左右。

　　管委会将这个问题反映给分公司工程部副经理杨 斌之后，杨-斌很快启动了对这一工种的数据跟踪，派出公司的管理员和管委会的质量委员童文康，连续跟踪了7个月。去年年底，根据对两组跟踪数据的统计，分公司证实了修理阴阳角模板定额较低的问题，提高定额后曹学贵等工人的月工资也相应提高到1000元左右。

　　去年10月，江桥仓库的工人们反映仓库的

　　陈行仓库的锅炉工陈广明，去年不小心烧穿了仓库的锅炉，修复锅炉需要5000多元钱。他主动把这个事故报告给了管委会，管委会和分公司领导协商之后，对陈广明做出了罚款1000元的处罚，分两月付清，而管委会委员，也因连带责任每人罚款200元。陈广明对这个处理结果比较满意。

　　管委会章程规定，“委员在任职期间严重损害了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严重违反了劳动纪律或触犯刑律的，其他委员有权要求罢免或撤换该委员”。

　　2000年，生活委员兼仓库小组组长孙建生因为在分工时不公正，把好修理的模板先分给自己的老婆，引起其他工人的不满，有些工人向管委会提出罢免孙建生的意见。

　　在当年的管委会改选例会上，几个委员和分公司的领导层经过民主表决，罢免了孙建生。现管委会主任王德忠说，即使包工头委员也是可以被罢免的，虽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民主化自治褪色

　　在新章程中，委员的产生由原先的无记名投票改为分公司和劳务工代表集体讨论产生，在用人和财务制度方面也出现弊端。

　　在这9年中，何金成也看到了管委会的一些弊端。劳务工的用人制度和财务制度等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劳务工的去留，虽然要提交管委会讨论通过，但和劳务工签订用工协议的包工头实际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一些会议也只是走过场。包工头一般都可以绕过管委会聘用或辞退劳务工，“但如出现工作事故或违纪问题，管委会可以讨论开除工人。”王德忠说。

　　而工资发放也不可能由财务委员全权代管，财务委员只负责对分公司工资单的审核及支票的申领和送交。工资具体发放仍像过去那样，用工单位把支票开到几家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通过包工头发给自己的工人。

　　2004年，上海四建和八建两个租赁分公司合并之后，管委会的民主色彩也开始减退了。

　　在1999年4月修订的《劳务工管理委员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工管会(即管委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选举人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候选人名单由上级组织和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产生，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新修订的管委会章程里，委员的产生办法由“选举人无记名投票”，改为由“分公司和劳务工代表集体讨论酝酿产生”。

　　对比2004年之前和之后的例会会议记录，前者涉及食堂整改、纠纷处理、劳务工

　　即使连管委会每月例会的召集人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一般由主任何金成召集，如今则变为租赁分公司工程部的副经理杨 斌。“每月什么时候开会，甚至开不开会。主导权由管委会交到了公司手里。”何金成说。

　　对于管委会的改变，何金成是这样解释的，“两个分公司合并之后，公司领导层对管理机制的理解不太一样，管委会的功能也就有了些变化。”

　　管委会制艰难推广

　　管委会实行9年，来取经造访的企业不少，但从未被其他企业采用。

　　劳务工管委会成立9年来，一直没有走出上海建工集团。外地的考察企业造访的不少，但真正同样实行管委会制的却不多。

　　上海建工的管委会制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该公司的劳务工队伍流动性很小，常年保持稳定。“这是管委会制可以推行的一个前提。”益义康经理说，“工地就比较难适用这个制度，工程完工就散伙，几支施工队伍分包合作复杂工序，粗放的包工头全权负责制更便于管理。”益义康认为，建筑行业的仓库、搅拌站、材料公司等后方单位，包括服装、电器加工制造工厂等，有相对固定的用工制度，员工进了大门就不大出去，又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就比较适宜用管委会制来管理。

　　在益义康看来，要求农民工自发进行自我治理终究是个遥远梦想。制度能不能被推广，终究要看各地企业领导的思路了。“毕竟建筑行业劳务工队伍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知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