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50年前的俄语岁月：俄语情结扎根学生心中

　　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60·5班合影，后排左一为郑天林，后排右二为雷仲予。（1957年，于松花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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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往右）郑天林、周波、雷仲予小聚，兴之所至，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俄罗斯民歌。 陈秀丽/摄

哈尔滨外院、黑龙江大学广州校友会合影。（于2002年）

1969年，“珍宝岛事件”期间，雷仲予作为军事记者前往前线采访。

　　1956年，一批广东学子怀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理想北上哈尔滨学习俄语，从此，他们的人生道路便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历时10个多月的中国“俄罗斯年”活动昨在北京落下帷幕。中俄两国总理共同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闭幕式并致辞。在“俄罗斯年”中，大规模的双边文化经济交流活动热烈地展开，这个辽阔的北方邻国再次走进中国人的心中。

　　时间倒回1956年的8月30日深夜，一趟从沈阳开来的列车抵达哈尔滨，四五十名刚被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录取的广东学生，怀着要成为俄语翻译、为新中国建设大干一场的理想，踏上了这个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从此，他们的人生道路便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们当中，有后来的广东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周波、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雷仲予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郑天林。

　　“俄罗斯年”让三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人常常感慨地回想起过去。50年过去，尽管中苏关系已经变成中俄关系，曾经铺天盖地的苏联印记在中国年青一代几乎荡然无存，但那份“俄语情结”早已深深地扎入这些老人的生活和内心，不自觉中，他们见了面会说上几句俄语，《喀秋莎》的旋律也会脱口唱出来。

　　1950-1956：

    整个中国都流动着俄罗斯民族的气息

    广东学子北上学习“最吃香的外语”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震动了世界，随后，大批苏联专家进入中国，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陆续开工，苏联的文学、电影、歌曲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北到南，整个中国都流动着俄罗斯民族的气息。俄语当然不让地成为了当年最吃香的外语，全国高等院校的俄语专业扩大招生。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广东中山人郑天林和台山人雷仲予，也知道中苏两国是“亲如兄弟”的关系。那时雷仲予做着当记者的梦，有时也想当一名俄语翻译；而喜欢绘画的郑天林则从老师杨侠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俄罗斯的美术，他最为向往的就是俄罗斯风景画大师列维坦的《金色的秋天》。

　　1956年，两人同时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报考南方的大学的雷仲予阴差阳错地收到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俄语系。而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舞台美术系的郑天林，因为家庭贫困而不得不放弃，最终也选择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8月24日，他们和四五十名广东学生在院方的招生代表带领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经武汉、北京、沈阳三地转车，8月30日深夜才抵达遥远的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从本科到研究生班，全是清一色的俄语专业。1956年入学的这一届共有30个班，每班3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部分是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调干生，其中有的已经是工作多年的科级干部。当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在职青年干部学习科学技术，当时已任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科长的周波，响应党的召唤，也考入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

　　当年的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里，光苏联教师就有100多人。苏联老师上课，都是用俄语讲授的。新生们经过短期的强化教学，俄语听、讲能力提高很快。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少同学到苏联老师家里做客，还一同参加舞会，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俄罗斯民歌。苏联老师还为每一位同学起了一个俄语名，郑天林叫帕维尔，雷仲予叫安东，周波叫韦尼亚。经过校方和苏联老师联系安排，每一位学生都有一位苏联朋友，彼此以俄文通信。有意思的是，不少男生的苏联朋友都是女性。

　　1956-1960：

    中苏关系出现裂变

　　俄语受冷落，数百学生转学

　　在北国的学习生活，对于这些生长于温暖南国的广东学子而言，既是新奇的，也是艰苦的。抗衡北国漫长的冬季，他们只有一身厚实的棉衣、棉裤。吃惯了大米饭，也不得不开始适应难咽的高粱米饭、大馇子粥。俄语中有个字母“P”，发音时舌头上下颤动，学起来比较困难，雷仲予班上一位广东的调干生，除了在课堂上反复练，睡觉前或醒来后躺在床上也练，上厕所也练，日子一久，把嘴唇和舌尖都练肿了。这一切困难，他们说，是靠着为祖国而学习的豪情克服下来的。

　　正当朝着光明的未来大步向前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又一个转折点已经潜伏在自己的命运中。

　　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1月召开的苏共20大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出现裂变，苏联援华的热情开始降温，国内的俄语翻译人才需求减少。1957年春新学期开学不久，校方宣布：因形势变化，原定以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为主的目标要调整，同时宣布一年级部分学生可以申请转学。这项重大宣布，让满怀希望成为一名俄语翻译的学生们很失落，但大多数人还是服从国家安排。在1956级的同学中，有几百名同学转学，一些调干生则重返工作岗位。

　　周波决定重返工作岗位，到哈尔滨绝缘材料厂苏联专家办公室任党支部书记，之后又调到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市计委等部门任职，在哈尔滨工作了20余年。雷仲予为了重圆自己的记者梦而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幸运地成为8个录取者中的一个。郑天林也想再去学习自己喜欢的美术，于是拿着上年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的录取通知书找到了校方，希望转学到那里去，谁知学校不放人，因为他的俄语学习成绩优秀。郑天林只得留下来，本科毕业之后他又继续读了研究生。

　　1957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招生比上年减少了2/3，并且不再面向全国，只在省内招生。

　　1960-1976：

    中苏关系恶化公开化

　　“说俄语，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一个月之内废除了200多个合作项目。中苏关系恶化公开化。

　　但在郑天林的记忆里，在此之前，尽管中苏关系已经变冷，但学校(1958年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基础上组建了黑龙江大学)内苏联教师与中国师生的关系仍然融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的人民仍保持互相来往。周波当时在哈尔滨绝缘材料厂苏联专家办公室工作，他们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也仍然非常友好，并未受到政治上太多的影响。

　　1961年，雷仲予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了哈尔滨，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任记者，与当年一起学俄语的郑天林等广东同学碰头了，并且在那里一干就是20余年。1963年，郑天林从黑龙江大学俄语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苏联远东研究所。“文革”期间，研究所被砸烂，郑天林被分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俄语基本用不上了。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雷仲予作为军事记者前往前线采访。而在这一年，郑天林也经历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

　　为了翻译《苏联经济改革》一书及当时苏联经济改革的决议和条例，郑天林和他的老师郝建恒等被借调到黑龙江省革委政治部宣传组工作。有一天，师生二人在食堂吃饭，同桌的还有一位着军装的政治部副主任。郝、郑两人小声地用俄语交谈了起来。这位副主任突然勃然大怒，用手猛击饭桌，指着他们怒吼：“说俄语，你们还是中国人吗？”桌上的碗碟啪啦一声弹了起来，引来周围用餐者诧异的目光，气氛一下变得极为紧张。郝建恒对这突如其来的斥责一时反应不过来。郑天林毕竟年轻，血气方刚，大声回敬道：“我和郝老师都是学俄语的，被政治部调来当翻译，我用俄语向老师请教几个问题，何罪之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副主任，可能自感理亏，“以后注意点影响，要说就回到你们宿舍说去！”说完端着饭碗离席而去。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外语也被贴上了强烈的政治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