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福利制度建设应为社会底层提供流动机会

　　·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有人认为，福利保障制度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动解决。但事实远非如此，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目前，城市贫困人口边缘化不断加深；而占人口80%的农民，不多的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医疗费用、教育投入等等让普通百姓难以承受。

　　以教育为例，当前中央财政用于教育投资的比例只占整个财政开支的2%,而且其中92%的投资用在高校。而美国2002年的教育支出占GDP的7.4%。

　　中国城镇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更是急转直下。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全体城镇居民都享受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而到2003年，只有一小半城镇居民被社会性医疗保险覆盖。穷人“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镇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央提出建立

　　欧洲曾经“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使一些人失去工作的动力，令欧洲的经济缺乏活力，而且巨额的财政负担也成为一个包袱。而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基本上是一种“济贫”的模式，当然美国向来认为社会福利是有别于

　　有人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最迫切的还是建构一种能找得到“生存感觉”的福利制度，而不是找得到“幸福感觉”的高福利制度。也有人认为，依照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完全可以效仿欧洲的模式。

　　鉴于此，本报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联合举办本期“天下论衡”，激辩中国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福利。与会嘉宾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雷鼎铭、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吴晓刚，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许成钢(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学EMBA优秀学员代表：通用技术集团香港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志勇、中刚集团胜融兴业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邓少青以及方正流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家辉等，该院EMBA项目在今年英国《金融时报》排名中列全球第三。(文/胡敬艳)

　　1. 公平的效率

　　主持人：中国在本届政府执政时期，更鲜明地提出社会公平问题，这似乎是对过去过于注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修正。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思路的转变？

　　雷鼎铭：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都有关系，这一观点起码在经济学界很有代表性。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让每一个人的收入年增长率都增加9%，是很困难的。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社会有五个有钱人和五个穷人，与一个有钱人和九个穷人，哪一个社会更平等？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我来评价，会觉得五个有钱五个穷人的社会更平等。

　　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如何去提高社会流动性，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穷人只要努力，终于有一天自己是能够摆脱原来的社会地位，那么社会和谐的压力就不会很大，这是香港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香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90年代，收入分配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因为社会流动性很强，所以一些社会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比如香港的“社会领袖”，通常是40岁至50岁，这些有地位和名望的人，大部分过去都很穷。

　　许成钢：我觉得经历转轨经济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转轨过程中，这些国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国家在转轨之前已经实行了非常优厚的社会福利，而这些社会福利在转轨过程中，又绝对不可以丧失。可是不能减低福利，就会遇到非常基本的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人们就看到，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严重的冲突。即便是像西德——世界上第三强的国家，合并东德后，整个社会的平均福利水平都被拉下来很多。社会福利怎么形成的？不是经济学家设计的，而是社会利益集团、阶层之间的冲突、协调、妥协，政治上的关系和人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

　　吴晓刚：我最近要做一个调查，研究香港的智慧流动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哪怕底层的人也会从中受益。

　　当社会体制发展到了市场的力量起到了主导作用的时候，国家再分配的机制就要起作用，因为市场也会造成不平等。福利制度的设计，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因为社会福利是有刚性的。还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些在再分配经济中处于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机制得到补偿，这样整个社会不平等程度就下降了。

　　再者，我们不应该只看绝对流动率，还要看相对流动率。就是在给定结构的条件下，不同社会的流动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面一定没有流动，只不过是流动程度的问题。所谓的福利，即便在这个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要给那些在底层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比如教育就是一个流动的渠道。我们谈到的机会均等就是给定结构的相对流动率，而不是绝对流动率。现在，中国内地一讲到贫富差距就会提到基尼系数有多高，其实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可是香港依然非常安定，这就是机会平等在起作用。

　　主持人：目前香港的基尼系数是多少？

　　雷鼎铭：香港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53，但是因为香港有一半人口住在政府的公屋，37%左右有房屋补贴，假如把这些折算进去，香港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44-0.45。

　　许成钢：刚才谈到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面对市场，而市场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是市场实际上经常是失灵的，尤其是对穷人失灵。因为穷人没有很多的钱，没有原始资本，这个市场已经对你关闭了，所以这个市场根本是不平等的。先解决穷人最基本的住房问题、最基本的治病问题、最基本的吃饭问题，然后再是机会平等。至于剩下的其它问题应该让市场解决。

　　吴晓刚：我非常同意许教授的观点。产业革命之后，底层的穷人也得益，就是说这个不平等最终推动社会福利。那么这个力量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这可能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虽然我得到多了，可是别人得到的更多，相对而言，我感觉更穷了。

　　其实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香港的情况和现在内地的情况差不多，社会分布都是呈一种倒U型，即穷人很多，富人少。但是香港有一个平衡的工具——宗教团体或者NGO。香港的大部分学校、医院都是NGO或者是宗教团体办的，穷人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比较便宜的教育，比较基本的福利。所以，在建立社会福利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民间组织的力量。

　　2. 普遍还是定向？

　　主持人：从国际社会福利发展潮流看，当今国际范围内“多元福利”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逐步从“普遍性原则”(人人都有权利享受国家福利)向“定向原则”(国家只救济最困难的人和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养老、医疗承担更多的责任；主张国家支持家庭、社区、社会团体和企业都为帮助最困难的人作出贡献)过渡。那么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制度？目前还有多大差距？

　　刘志勇：社会福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改革开放至今，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一个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权利在财富再分配中发挥了绝对作用。而这个绝对作用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其基本的驱动机制——市场机制，即利益驱动，最后产生的分配的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分配，而且大部分人是被迫参与的。我们看看各种中国富豪榜，排100位也好，排200位也好，都是一个团体，而非个人。

　　但反过来讲，社会福利需要谁来做？只有政府来做。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传统比较侧重伦理道德、家庭观念，所以中国人传统上对商业并不是很热心，只愿意存钱，愿意买大宅子，或者建庙，却不愿意建一所学校，或者是建一个养老院。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慢慢在改善。从这个角度而言，建设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就一定要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出发，因此政府必须要充当一个非常强烈的社会福利角色。

　　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福利的效率都比较低下。举一个例子，给贫困地区补助，经常是立一个扶贫项目，就给你800万投资。在这种制度下，大家为了得到钱抢着立各种各样的项目，失去了原有意义。所以说，搞好社会福利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整个政治行政系统必须有一个高的效率。

　　虽然现在

　　邓少青：社会保障制度通常分为救助型、保险型、福利型、国家保障型和自助型。选择哪一种类型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实力、文化背景都有关系。同时，选择单一类型还是几种类型相结合？也是根据社会不同发展程度选择的。

　　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情况下，还是把普遍性和定向性原则结合起来更为理想。普遍性原则就是基本的国家保障系统，如社会最低收入保障。但在基本保障型的前提下，可以又选择其他类型，比如保险型。国内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保险型。随着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可能下一步要增加一些救助型、福利型，甚至像广东等比较富裕的地区还可以增加一些自助型。但是，无论是国家保障型，还是加上保险型或少量其他类型，更关键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是否能得到切实履行。同时在推行社会福利时，要把握好政府、企业、个人这三方在不同类型社会福利中承担的比例和分量。（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