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不可计数的中国文人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庸碌无为者。这些饱读诗书满腹才情的文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是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还是壮志难酬？对于中国文人的观察与剖析，也许只有李国文才能做到如此的深刻幽默，如此的酣畅淋漓。从2002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推出
他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今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
版他的《文人遭遇皇帝》。这些书均以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命运入笔，比如《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的司马迁、杨修、李白、宋徽宗、金圣叹等，《中国文人的活法》中的李斯、严嵩、曹操、杜牧、苏东坡、李清照、朱熹、陆游、冯梦龙，所写的虽多为文人，却也是国人的一面镜子。无怪乎他的作品出版后不断地销售告罄，又不断地继续加印。
年过七旬的李国文，用散文家韩小蕙的话说，是“卓然一随笔大师”，是学识好、见识好、心态好、用功好、夫人好的“五好先生”。从他的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得2002年度“散文家奖”及其不俗的市场表现来看，他的作品无疑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为什么他如此衷情于文人，一而再地将笔触深入文人的内心世界？这位曾经以小说见长，出版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等作品并多次获奖的小说家，无意间打开了另一扇门，却引领读者发现了更为广阔、更富魅力的世界。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熟悉李国文的读者发现，在完成《垃圾的故事》之后，他突然转向了随笔散文。《文学自由谈》、《随笔》、《当代》和《人民文学》均开过他的专栏，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不写小说了？李国文坦率地回答说：“我觉得小说应该是更年轻作家的事情，写小说写不过人家就不要写了。我始终认为，写小说是文学的、形象的东西，不是靠思索的，年轻人想像力丰富，写得比老年人好一些，比如青年人写诗居多，一般情况，很多作家不像巴尔扎克、雨果那样越老越辉煌。”
于是李国文转向文史研究方面，他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写文人的命运，再具体一些，是写古代文人的命运，偶有涉及当代，一笔带过。“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当今，文人遭遇的大环境也没有太大差别。中国文人非常了不起。中国是唯一把历史能够贯穿起来的国家，在担当传承文化的责任方面，很多文人表现非常勇敢。但是也有缺陷，这和中国的体制有特殊关系，古代学而优则仕，把文人害苦了，攀附权力成为文人基本的情结。文人应该离官场远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而他的另一个系列，在《李国文说唐》(中华书局出版)之后，李国文还将《道宋》、《谈清》、《论明》，目前，他正在编第2本。近年来，有关说史的图书越来越多地被读者关注，易中天、刘心武等学者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不但使得收视率上升，出版的图书也吸引了相当多的读者。李国文认为，经过文革以后，中国人文化回归是当前重要的文化现象，过去太虚无主义，社会本身有恢复健康的能力，这是好现象。而且这不仅仅是“明星化”的问题，大家觉得应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认清民族本质的事情。
作为一位曾在《小说选刊》担任多年总编的编辑家，李国文对中国作家的词汇贫乏感到深深的担忧。多年来，他一直觉得很多作家汉语修养太低，词汇太少，因此，他在写作时心里一直有着坚定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快死去的语言恢复过来。民族的语言丰富，才有生命力。所以，他的作品更追求文化品味，希望在语言上文采一些风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