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眼中的人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2、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

、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孟子就说，诸侯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由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3、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娶妻；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按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 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对晚育更有利于优生(使得大多数孩子都在母亲黄金生育年龄出生)。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过了这个时候再不结婚，可能会因为性饥渴的原因出现社会问题。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剧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