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我们打的是擦边球

　　何慧丽：我们打的是擦边球

　　2003年8月开始，在河南省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便在兰考的贺村、南马庄、陈寨等数个村庄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的试验，这一试验包括一系列的具体项目，其中贺村、南马庄、陈寨三个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在何慧丽的倡导下建立起来。贺村资金互助社的7万多元股本金中，何慧丽与经济学家温铁军每人投资了1万元社会公众股。

　　近日，何慧丽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资金互助社创办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何慧丽：资金互助社是一种小额的信贷试验，现在并没有得到当地有关部门书面认可，游离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但是，我们从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找到了政策依据。

　　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尽快启动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

　　我们打的就是这个“擦边球”。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目前的农村金融形势怎么看？这种小额信贷试验产生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何慧丽：如果你随便问一个老乡：农村发展最缺什么？答案就是资金。

　　农民通过正规合法渠道贷款的几率很小：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开始之后，为了追求利润，支农的力度锐减，农信社由于呆坏账比重大、管理不善、制度改革乏力等原因难以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缺乏法律政策支持以及有效的回流途径。高利贷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中国农业的高分散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高度分散的、兼业化的、小规模的农户不能承接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农村资金短缺日益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一旦涉及较大数额的投资支出，单家独户就没有能力解决了。在土地、资金、劳动力三大生产要素中，资金处于首位，如果离开资金，农民也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组织其他两大生产要素。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目前的资金互助社的股本金规模确实太小，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慧丽：确实有待进一步壮大，关键是缺乏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强力推动。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避免资金互助社的风险？

　　何慧丽：资金互助的运作程序规范合理，能够有效确保资金用途和回收安全。目前，贺村资金互助社的股本金额最大，它资金审批程序如下：申请人递交申请(申请资金数量、借贷用途、还贷时间、担保人等)——合作社召开五方联席会议(理事会、监事会、顾问团、社员代表、普通社员组成)讨论商议(主要是两方面：借贷人个人信誉和借贷用途)——理事会决定——会计出纳领钱。

　　资金互助项目个人涉及的金额较小，以及村庄里的社会公共舆论的制约作用，我们认为资金互助的风险不大。

　　5万和8000：打工？还是种地？

　　“其实，我天天都想出去打工。”34岁的贺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王德显告诉记者。“村里，比我年龄小一点的，基本上长年在外地。像我这个年纪的，10个有7个在外地打长工，剩下的3个人至少也有2个是在兰考县城和开封市打建筑短工。剩下1个留下来的，无非就是家里拖累的，无法外出。”

　　河南大学的《调查》显示：“贺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在1000元左右，仅能满足温饱。该村总人口3200多人(含无户口居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村人均耕地1.3亩。本村经常性外出务工人员约350人，占全村人口比例为11%左右，本地转移务工人员以及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450人左右，全村几乎家家有人外出打工。”

　　“进城和待在农村的差别太大了，”王德显说，“资金互助社对农民脱贫致富也只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资金互助社2万元的统购统销款，买农资的时候，随便一个个体户就能调动十几万元的资金。“资金太少了。”王德显说。

　　河南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全社只有7万多元的互助资金，这根本不足以解决一个个体户的资金需求，而且最高5000元(2005年是3000元)的借款限额使得它只能解决一般的小额借款，而对于如商店进批量大点儿的货、购买农机等资金需求额度稍大一点的借款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资金互助社所起的作用有限。”

　　身为贺村资金互助社理事长，王德显算是家乡的能人，家里有4.5亩的土地，养了近40头猪，还经营一个杂货铺，出售日常用品以及少量农资。“种地、养猪、卖杂货，也不知道忙些什么，但是有一种感觉最强烈：缺钱。”王德显告诉记者。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目前每亩地全年的纯收入只有200元左右，家里一年土地收益只有不足1000元。而今年的玉米(猪的主要饲料)价格疯涨，每头猪的纯收益只有100元左右，加上杂货铺的收入，今年全家的收入不超过8000元。

　　“除去吃饭、穿衣，孩子上学(中学)，老人看病，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王德显说。

　　贺村有一家投资100多万元的洗衣粉厂，两家木渣加工厂，均为个人经营。王德显看着心里羡慕。

　　“有了钱能做大事，对于我来说挣钱的方式就是出去打工，我的哥哥和嫂子都出去了，父母亲有病需要照顾，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否则早就走了。”

　　王德显羡慕的不但是村里开工厂的老板，还有他家对面的一户人家。户主名叫王纯利，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老婆在县城干建筑工，我在云南，儿子在广州的兴丰(音)鞋厂，女儿在江苏的一个电子工厂。”王纯利说。

　　王纯利在云南的水电站施工工地上浇筑水泥，去年在漓江，今年则到了中越边境上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王纯利介绍，浇筑水泥这个艰苦的工作基本上被来自河南的农民包揽了，每天的工钱40元左右，月收入1300元。

　　2004年底，王纯利的女儿就跟着老乡进入江苏的这家电子厂，每月收入1100多元，和哥哥，一个珠三角的制鞋工的收入几乎一样。

　　11月20日，在外两年的王纯利赶回了家乡，两年了，只是接到过女儿的电话，还没有跟女儿见过面。女儿在江苏的什么城市，王纯利也不知道。

　　但是，这“天各一方”的家庭创造5万元左右的年收入。这是值得贺村人羡慕的家庭。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