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轶：猛欣看了我的名片，就改了主意

朱文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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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生人。2000年于华中理工大学获文学、法学双学士，后就读新闻传播学硕士。2001年供职于《三联生活周刊》至今。代表作品有《淮河之灾》《南丹审判》《长春人质劫持事件》《蓝田传奇的家族调查》等。

　　近期，“同一首歌”“圈钱”内幕调查一文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有关“同一首歌”操作方式的批评从未间断过，但以调查报道的形式全面呈现出来却还是第一次。而推

动这一切的人就是朱文轶。

　　一开门，见我们一行来了三人，朱文轶连说“没想到”，忙不迭地从旁处递过来另两双拖鞋。进入他的书房，几乎占用了整面墙的黑色壁柜都整齐摆放着各类书籍。或许都是记者的缘故，落座后没有过多寒暄，访谈开始。当记者打开录音笔，相机的闪光灯也亮起来的时候，这位采写过不少分量文字的记者竟显出某种不习惯起来。正吸着的烟拿在手上有段时间没有再递送到嘴边；时而抱起手臂放在胸前，时而又放下来用右手拖起腮帮子；大部分的时间盯着记者的眼睛偶尔会移开瞅瞅天花板。“习惯了在角落里倾听别人说话，一下子自己也成为焦点还真不适应。”

　　采访三度遭拒

　　上月中旬，《三联生活周刊》推出封面专题《大腕孟欣》，其中《“同一首歌”如何走进宝鸡》一文，讲述宝鸡政府为申办“同一首歌”，早在今年3月就特派筹办小组回京，但花了5个月的时间尚未见到“同一首歌”核心人士。为了晚会，宝鸡付给剧组700万元，其中演员出场费、播出费和制作费分成，与“同一首歌”导演孟欣此前的公开说法大不相同。有人称，该文是“三联”近年来少有的大动作。

　　据朱文轶透露，在整个调查采访过程中，他一直未有见到本应是该事件绝对主角的孟欣。在朱文轶去宝鸡展开调查前，他就想到先联系孟欣，跟这位“同一首歌”的核心的操作者认真谈谈。当时他展转联系到孟欣的一位女助手。她在请示过后，定下来周六由孟欣接受采访。然而当朱文轶赶到央视后，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变化。孟欣以“很疲倦”为由，推辞掉了采访。据朱文轶说，他当时跟孟欣就隔着一个演播室。“一开始他同意采访，可能是把我当成娱乐记者了——娱记的问题一般较简单。后来孟欣看到我的名片就改了主意。”

　　大概在9月2日，朱文轶再次打电话过去，那位助手说孟导马上就要飞江阴，如果朱文轶愿意，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江阴。但没过多长时间，她又打电话说不行了，理由是江阴的主题不合适，不吻合最近宣传的“公益性”而作罢。由于朱文轶他们是几个记者分头行动，从不同角度来完成主题，在周五要截稿，另外一个记者又联系孟欣。这次对方明显警觉了。剧组一名人士质问他们想干什么，还说可以先把采访提纲发去看看。“采访提纲很正面，我们也是真想跟他们探讨一下。但发过去后，杳无音信。”三次约访，三度被拒。

　　言及此，朱文轶说他很理解我们打电话联系他们的心情。在他眼里，记者的工作就是联系采访对象，采访写作。“每每落实了采访对象就会心喜若狂，近乎带着感恩的心去完成工作；如果联系不到肯定会是有所怨言了。”

　　穿行调查

　　如今，在“博客中国”，朱文轶拥有自己的专栏，这里罗列出了他曾经调查走访过的多个地方。他把这些稿件汇编成了一组名为“深入中国各地”的系列文字。“每个地方所延续的文化和习惯可以成为一个偶然性新闻事件中的内在纹理。” 朱文轶每到一个采访地点，总会多方调查访谈，进而找出最恰当的叙述方式。

　　朱文轶告诉记者，在他向孟欣的那位女助问到他们跟申请方的具体接触过程时，她一直在有意绕开。一个炙手可热的剧组，每年接到成千万的申请，他们怎么来挑选？在这个环节上，这名女助手含糊其辞，不愿意给出明确回答。“不过，这倒给我后来宝鸡采访提供了思路。‘同一首歌’操作过程究竟怎样？如果是公开透明的，完全可以亮出来。到了宝鸡，我就把这个确定为主要采访方向。”

　　由于宝鸡当地官员在跟“同一首歌”剧组接触中处于弱势地位，颇受委屈，于是事后对朱文轶大曝其料，“同一首歌”剧组对记者秘而不宣的合作程序，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9月6日，“‘同根同祖’同一首歌走进宝鸡”演唱会为陕西宝鸡带来一场盛宴。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宝鸡都在竭力接近这位高高在上的“美女”，然而等“筹办小组”的人到了北京，他们却见不到“同一首歌”任何一个核心人士，甚至连“同一首歌”的大门都进不去。直到时间已经逼近今年9月，才有人告诉宝鸡“同一首歌”明确的报价700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宝鸡市“不超过550万元”的预算。最让地方政府抱怨的是，他们付出了钱，却连晚会的版权都拿不到。朱文轶并没有停留在政府方面人员的说法，他还和承办晚会的演艺公司接触，有人向他透露，由于不想背上“用地方财政来办演唱会”的骂名，地方政府就把演出的风险转嫁给当地的一家经济公司，700万资金成本转嫁给当地的6家企业。“同一首歌”的品牌来自央视，孟欣使用的是央视的传播资源；而企业为地方政府出钱，地方政府要表现为政府形象，在这样不透明的前提下，一个本来是公益的活动变成了特殊的商业演出。

　　当记者问及，当初做这个选题有过顾虑吗？毕竟“对手”是传媒航母——央视。“我没有做记者前就不相信很多记者自我渲染所谓明察暗访的恐怖，做了记者之后仍然不相信这些扯淡的东西。”说这些的时候，他把头抬了些，声音也提高了。他痛恨那些夸大记者职业危险性的说法。“整个事件中，我都是在努力的呈现出真实的事态，丝毫没有不良用心追究某个人，因此严谨的事实可以接受考验。”

　　奔忙的工作

　　每周只有周一朱文轶会相对空闲一些。“周二是雷打不动的编前会，之后就要连续的采访、写字了。”当被问及如何安排这仅有的一天悠闲时，他说会选择看碟片或者完魔兽游戏。“尽管这些也无趣，但总是一种不同的体验。”让我们略微内疚的是，他的这个下午是彻底让我们的采访给“报废”了。

　　在朱文轶到“三联”的第二年，他所在的社会部出差日见频繁，哪儿有事故，哪儿有灾难，几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记者在得知的第二天必须感到现场。在“三联”，朱文轶还曾经被称为“附文先生”，原来每到了星期五，由于版面文字不够，主编都回来找朱文轶，让他补写两页文章，因为他是出名的快手。

　　据他介绍，刚刚去世的美国《国家地理》传奇人物汤姆•阿伯克龙比在这本杂志任职38年中总共才写了43篇稿件。这差不多只是他在三联一年所要上交任务量。不得不承认，现在记者中的大多数，新闻还只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写字、挣钱，养家糊口，不会有人横加指责。朱文轶说，有时候行文是件很痛苦的事，一个开篇就要重写好几遍。“有一次，在广州突发阑尾炎，在等待痛苦缓解之中，居然愣是把六七千字的稿子交差了，自己都有点惊讶。我觉得要实现多少的收入，总在计算它，这太现实了。一但有了物质的想法和在背后的逼迫，真实没办法从容。”有时候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这种奔波紧张的生活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许兼而有之吧。

　　后记：朱文轶念本科的时候，他就利用到报社兼职挣到两万多元钱。在一个月均收入千余的城市里这绝对是很不错的成就。2001年暑假，还是在校学生的朱文轶就选择了“三联”实习，当他实习完了回学校时，杂志为了希望他快快回三联，把他的名字径直写到记者栏里了。当研二学期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三联正式上班了。今天，他已经是该刊的主任记者。

　　“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到更为强势的电视台工作呢？”“我不具备应有的表现力。”他举例说，央视的白岩松就天生是个“电视动物”，而他明显缺乏现场表现力。正如同他自己所说，他习惯于在角落里安静地倾听别人述说，而不是在镜头里摆上一个美轮美奂的身体造型，让自己也成为主角。“文字媒体在形象表现力上先天弱于电视，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景象、逻辑要依赖记者感官敏感度。” 朱文轶是要通过自己的穿行调查，辅以简约的文字，把自己的思考之力生动真实的传达出来。(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