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医师举报医药回扣十年：被迫用回扣作善款

　　■调查人：本报记者 王小波

　　■调查时间：2006年11月21日—24日

　　■调查地点：安徽合肥

　　■调查事件：

　　张曙，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10年前，他开始成为医院的“叛徒”，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10年后，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成为医院的“另类”，同事唯恐避之不及。他拒绝回扣，回扣依然紧盯着他，等他大方收下回扣，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面对回扣得来的“黑钱”，他寝食不安，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10年来，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

　　1.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

　　刚过“小雪”节气，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凄风冷雨中，身形单薄，头发稀疏，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

　　“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可悲、尴尬、迷惘……都不是。”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

　　今年8月，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本届中央政府也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结果他失望了，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查无结果。

　　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而这一过程中，接连发生的事情，更让张曙张口结舌。

　　2005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今年早些时候，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

　　2005年，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他们都没有错，难道是我错了吗？如果是我错了，我举报了这么多年，医院为什么不告我？”张曙自言自语道。

　　在今年2月以前，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那个经常来捐款的“李存田”，真名其实叫张曙。

　　孩子们写给“李存田伯伯”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张曙苦笑着说：“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是黑钱，带血的钱，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

　　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国家严查商业贿赂，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4亿元。采访中，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一座造价2.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离它不远处，一座造价3.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

　　“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事实上，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大医院楼越盖越高，医疗资源浪费惊人。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前后

　　2.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

　　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饥饿”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1982年，作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994年前后，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不过“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

　　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1994年夏天吧，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收到钱我也很高兴。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医生学历很高，收入并不高。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就能收到20元回扣。”张曙回忆说。

　　时隔不久，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里头装着10元钱，说是见面礼。他说如果开他的药，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

　　渐渐地，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

　　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

　　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998年底，张曙投书《人民日报》，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牛汉”的读者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

　　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全国百佳医院”也泡了汤。张曙一时以“叛徒”的角色出现在医院，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还有人在背后谩骂：“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

　　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张曙明白了，原来在别人眼里，他的举报有“个人目的”。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没有人拿回扣，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

　　3. “戚德如”浮出水面，被迫拿回扣作善款

　　为摆脱举报事件的纷扰，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

　　闲暇之余与国内各省区的进修医生探讨中，张曙得知，收受回扣早已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在国内已是遍地生根，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

　　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

　　意外的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置身世外”的梦想。2002年年初，张曙给自己的一名亲属看病，交费时发现，明明是自己开出的处方，电脑清单打印出来的处方医生叫“戚德如”，而医院并没有这一戚姓医生。打这以后，张曙开始留意自己的处方，发现他的每一张处方经过电脑处理后，医生都换作了“戚德如”。

　　时间一久，张曙恍然大悟：戚德如在安徽当地方言里不就是“吃得余”吗？“原来医院把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所开处方都列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不会因送回扣而被发现了。”

　　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这让张曙很受刺激。

　　2003年2月，经过和院方交涉，张曙的处方得以恢复真名。药商们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一个个信封塞到张曙手中。医院里人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收，他能坐得住？！”

　　从这一天开始，张曙发现，他和周围同事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在慢慢消融。异样的眼光少了，有的人还嚷嚷着让他请客。“这是带血的钱，来路不正，我不能收。但也不能白白扔了，得给它们找个干净的地方。”张曙说。于是，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每月都会迎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人，他不留真实姓名，不讲自己的职业和住址，甚至连收条都不打算要。

　　今年1月，张曙再一次实名举报了医药回扣这一老问题，就没有药商送他回扣了。张曙说，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依旧”，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2005年底，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

　　4. 药越贵开得越多，越便宜越卖不动

　　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

　　张曙扳着指头算了这样一笔账：“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

　　看病贵的主要内容是药费贵和检查费高。因为许多药品有“回扣”促销，医疗单位对病人滥用药物。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病人负担，而且造成了许多毒、副作用。他提供了一份《合肥晚报》，上面一篇《合肥医疗市场调查》的文章说，“一项关于窗口行业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医疗行业的排名倒数第一，其满意度仅为19.4%”。

　　张曙介绍说，“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

　　“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以前每盒售价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多盒。后来搞药品招标，每盒零售价降到5.5元，现在这种药每月销售不到300盒。有一种口服头孢类抗生素，招标后降价了，药商没有回扣促销，连续4个月，整个医院未能售出一盒。最近几年，国家先后14次给药品降价，常常是一批药品降价了，随后又有一批价格更高的药品进入医院，‘越贵越畅销’。”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是一种抗肿瘤药物，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自述：“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还卖不出去。我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公费医疗的人能用了。结果一样的药品卖到288元一盒。”

　　“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据说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还有两种我们临床常用的抗生素，药品成分、副作用等差不多，一种每支售价8元，另一种每支售价160多元，以每天两支的用量来计算，仅这一项病人每天要支付的费用差价悬殊，一种仅要16元，一种要300多元，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像石家庄华北制药等老牌制药企业受冲击很大，他们的药品质优价廉，却往往不能被患者所选择。”张曙说，前一段发生的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而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被逼入生存底线。

　　张曙给患者开处方，有自己严格的准则，那就是在合理用药、疗效确切的基础上，相比较副作用较小的前提下，尽可能选择价格便宜的药品。即便这样，他每月仍能收到一两千元的回扣。“那些狠一点的医生，每月回扣超万元很容易；那些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执业环境恶劣。中国的医生，受教育程度高，工作辛苦，职业风险又大。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能为治理医药回扣找到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