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艾滋病：老纪与濮存昕的“非常”情谊

　　-见习记者于佳莉

　　每次从老家山西到北京来，老纪的心情都很好。

　　因为北京有个“红丝带”。这是一个关注艾滋病患者的组织。在这里，老纪又体味到了关爱和理解，还结识了一些朋友，濮存昕就是其中一位。

　　“在北京这几天，我走到哪里住哪里，挺好的。”11月30日，老纪的爽朗笑声在北京一家小饭馆的包间里回荡，让人几乎忘记眼前这个41岁的中年人已患艾滋病十年之久。

　　也许，正是北京朋友的包容和关爱，让老纪对生活还有信心，还能如此释然地审视自己的遭遇并重新设计下半场人生。

　　难忘“濮大哥”的情谊

　　“老纪，擦擦汗，你都出汗了。”话未落音，濮存昕就伸出坚强有力的手，擦拭着老纪的额头。台下立刻响起了长达三分钟的掌声。

　　11月底，在

　　老纪这句发自内心的感谢，源自一年前的某一天。那天，老纪去县城做完艾滋病宣传活动回来后，发现爱人已经三天没吃饭。

　　“邻居家都说染上艾滋病了。她听到这些话，很生气，我回来后又两天没吃饭”。老纪回忆起那天的场景，缓缓地说，后来爱人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在县医院住了26天后，情况还是不见起色，每天只靠输液，“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只要能治好。”

　　“我当时连下跪的心都有了。”一想起往事，老纪感触颇多。一方面，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另一方面，爱人的病情一点没有起色。万般无奈下，老纪拨通了濮存昕的电话，他记得濮大哥曾经说过，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找他。

　　“老纪，你来北京吧，我出钱。”

　　一年多了，老纪还清清楚楚记得“濮大哥”说的每个字。后来，佑安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县医院把牙龈出血误诊成胃出血，从而导致了妻子的很多不良症状。

　　想起濮存昕雪中送炭的情形，老纪有些哽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这次1万3000元医药费都是濮大哥出的。 ”

　　老纪与濮存昕第一次见面是3年前，在山西老家里。那是2002年，濮存昕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开车去了老纪家。在最近的一次抗艾滋病宣传中，记者从活动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濮存昕与老纪一家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在这里，没有偏见，剩下的除了温暖还是温暖。临走前，濮存昕把钱包里的“大票”留给了老纪一家，同时说：“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

　　当这句话再次通过大屏幕展现时，台下想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小女孩说，这毛巾是爸爸的”。濮存昕表示，“当时我们像地下工作者，怕给老纪生活带来困扰。”

　　从那个时候开始，濮存昕与老纪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友谊。

　　“我们跟正常人一样活着”

　　老纪来北京五次以上了，每次来京，他必去红丝带。

　　“山西是我第一个家，红丝带是我第二个家”。一提起红丝带，老纪情绪显得有点激动，“在红丝带真的觉得很温暖，总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红丝带里有个王护士长，人特别好，见了面什么都不说，先倒水”。老纪脸上绽开了笑容，补充道：“就算亲姐姐也没有这样亲的。”

　　在老纪的家乡，艾滋病患者自己的组织很少，更不用说什么嘘寒问暖的活动，大多数人被困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没有沟通与交流，更得不到心灵上的慰藉。老纪说，北京“这种环境”要比家里好，得到的照顾关爱也多。“在家里没有人说话，心里话只有自己承担。”

　　提到艾滋病带来的困扰，老纪有些语无伦次，搅拌着碗里的米饭，似乎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

　　“现在，村里有红白喜事，把全村的人都叫了，就不叫我们家”。老纪说，“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个病的时候，谁家有个什么事都叫我。”

　　老纪有个上五年级的女儿，“学习在前五名，好着呢”。老纪抑制不住父亲特有的自豪感，“没有人管她，都自己学。放学后什么都不管先做作业。”然而，父亲感染艾滋病后，12岁的萌萌(化名)却承担了同龄孩子不该有的东西，甚至比其他孩子更多地懂得了生活的意义。“刚开始村里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几乎炸开了锅，说得沸沸扬扬。有一天，萌萌哭着跑回家说，班上的学生没有人跟她说一句话。班上的同学说，‘你爸爸是艾滋病，你也是，只要你呆过的地方都会传染。’”

　　老纪说，他当时一下急了，拿着从北京带回去的各种宣传资料跑去校长办公室，“我需要他们更多的理解，我不能让女儿受这样的歧视。”

　　随后，校长召开了全校大会，发了各种各样的宣传资料，情况有些好转。但某些“不公平待遇”依然存在。比如，小萌现在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个人一张桌子，根本没有同学跟她同桌。由于距离黑板太远，小萌经常看不清老师的板书。

　　“看不清就看不清，没人管的”。老纪多少显得有些无奈。“我们不搞特殊，每次该交多少学费交多少。”

　　最后一句话硬邦邦的，骨子里不服输的老纪似乎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们跟正常人一样活着。”

　　久病成医，老纪成为老大哥

　　“我没有亲戚了，逢年过节就到感染者家去走门串巷”。老纪说，“这种事情不能钻牛角尖。可是，还真有想不开的人。”

　　老纪介绍，邻村有一个感染者，医生告诉他已经到了晚期，最多活三个月。这位感染者回到家不吃不喝，连床都不下。全家乱成一团糟。“他们家人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干活，一听到这个事情我爱人拉着我就走。”

　　“我爱人从下午四点多钟到晚上十点一直给他开导，告诉他，我比医生还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大哥”的缘故，三个月早就过去了，这位患者“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感染者都知道我的电话，每次打过来，我都回拨过去。”老纪现在家里的座机费每月80元，手机费预计20元，现在每月都超过34元。他口里说着“电话费都交不起了”，但是记者能真切感觉到，他心里还是喜悦的。

　　“他们发烧了找我，病了也找我，家里有事情也找我。”

　　对于这种现象，老纪解释，一方面，是自己病历时间长，在治疗方面可以给感染者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对于感染者的“小毛病”，村医是不给看的，“如果给看了，村里其他人不会再到这个医生这里看病了。”

　　感染后，老纪悟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以前去看病，我都记下医生给配的药方，看医生怎么扎针，然后回家自己练习。”

　　老纪的道具是一个输液袋，然后上面盖上一张纸，“我把很多感染者都教会了，他们现在自己给自己输液，有的还挺熟练”。据了解，老纪每次都到县里批发一箱子药，一方面价格便宜，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所谓的尴尬。“小孩子病了如果需要打针，我也给她扎。”

　　生产自救，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生活

　　谈起家里的境况，老纪又陷入了沉思。“到现在为止，加上银行贷款总共欠债3万多了”。他摇着头，不时转动手里的筷子。“前年六亩地打了30斤麦子，麦子的钱不够割麦子的钱。”老纪的家乡气候干旱，严重缺水，再加上没钱买化肥，每年的收成几乎很少。

　　“前几年，养了不少兔子，没养好”。老纪家里现在还种着10亩地，每年收2000斤的麦子，“一斤麦子六毛八，你说说能有几个钱？”

　　老纪下意识地把掉在碗外的米饭又用筷子夹起来放在嘴里，发出“吱吱”的咀嚼声。

　　由于“特殊的身份”，老纪说他“给人打工，人家都不要”。

　　“上午去给人打工，人家说够了，下午就说缺人”。老纪说，很明显的“歧视”，“不过也不生气，习惯了。”据了解，老纪的爱人目前也没有工作，一家人靠几亩地生活。

　　由于艾滋病在社会上特殊的境况，很多时候还是被大多数人归为“异类”。艾滋病携带者的生存问题也成了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老纪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另闯天地。

　　“所以，我们想搞生产自救。”他果断地说。

　　在北京这几天，老纪一直在帮村里的“百合花妇女关爱小组”制作的手工艺品跑销路。“没有销路，就没有资金，我们想把这个形成一定的规模。”据了解，这个关爱小组由5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