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兰考购米包地

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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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22日新闻15版

　　“这是报纸上说的无公害大米吗？”昨天，西城区一条小街上路人不断地从一个大米摊前走过。卖大米的河南兰考农民张砚斌赶紧说：“就是，就是。”人们看米，问这问那。张砚斌则不失时机地宣传：“如果您想全年吃我们的无公害大米，可以包地。”听张砚斌介绍的人疑惑地看着他，拿起宣传材料研究一番，转身离去。购米包地，对于专家学者，也是

一个新名词。

　　这是在河南兰考搞“新合作”试验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最近提出来的一个城市人与农村人合作的新设想。简单地说，如果北京人想直接吃到兰考农民生产出来的无公害大米，就交上100元押金，签份合同，承诺要消费一亩地里生产的大米，就是“包了”。这块地里，农民会按照生产无公害大米的要求，专门为包地者种植，产出的大米直接供包地者消费。

　　何慧丽说，购米包地可以让农民安心地生产，也可以让市民放心地吃上安全的粮食，同时还可以避免中间商环节，让农民赚钱，让城市人省钱。

　　到记者发稿时，何慧丽说，已经包出去220亩了，而她的目标是包出去500亩-600亩。

　　点子出自一位北京市民

　　其实，购米包地的创意不是何慧丽想到的，它出自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

　　“是一位在航天部工作的张先生提出来的。”何慧丽告诉记者，“报纸报道了我卖米的事情后，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有买米的，有商家，还有各种出主意的人。张先生就是个出主意的。”

　　何慧丽接触的这样“挑剔的市民”不在少数，她知道有市民会在节假日跑到郊区农村，买半扇猪回来放在冰柜里存着，有的市民则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预先订下农民自家养的鸡产下的鸡蛋。

　　“张先生说了他的做法，又给我提建议，我一想，对呀，既然市民自己可以跑到农民那里去认鸡包鸡，认猪包猪，为什么不能把农民的米包下来呢？”

　　“我们要将消费者的名字或单位写在牌子上，插在生产者的田间地头，告诉农民，你的大米已经有人预订了，你在生产时更要增加责任心，将地种好，用不着为了增产去使用高毒农药。”

　　何慧丽还设想，市民可以与农民直接建立联系，随时了解到自己包的大米的长势，也可以利用节假日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6月中旬插秧，消费者可以去看看农民是怎么插秧的。到国庆的时候，北京人可以到兰考去，稻田里一片金黄。”

　　进京卖米农民张砚斌正在做要写上包地人名字的牌子，他坚持要把牌子弄成水泥的。他说：“我感觉这件事有历史意义，说不定将来这牌子还能进历史博物馆呢。”

　　最先掏钱包地的是温铁军

　　“何老师要搞购米包地，我愿意支持。”说话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三农专家温铁军。温铁军交了一百元定金，签了合同，成了“购米包地”的第一个人。

　　这是“购米包地”活动的第一次公开会上的一幕。

　　在购米包地的同时，温铁军还同时发布了他写给消费者的“文明消费的倡议书”。他写道：“长期的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当市民在享受被人为压低价格的农产品或者现代商业流通便捷的同时，也许已经受到农民们沉默的惩罚；尽管，农民也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同时伤害了自己！”

　　温铁军还承诺愿意当购米包地的担保人，与其他学者一起在大米收获时为大米定价做仲裁。

　　这些天，何慧丽一直在大学里寻找机会。她想让北京的知识分子到一个贫困县去包地，在田间插起一排写着知识分子们名字的牌子，那是一幅她期待的画面。

　　俩老总各自包下一百亩

　　在早期的“购米包地”户中，北京贝龙科海公司的老总毕谊民是最显眼的一个，他一下子包了100亩地。

　　毕谊民说，他的包地举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算了笔账，100亩地，一亩地产六七百斤，一斤大米可能的价格在两块或者稍多，他觉得自己能承受，于是签了合同。

　　毕谊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在他看来,购米包地就是期货交易，互惠互利。他认可购米包地的方式，说工业都搞OEM(委托生产)，农业为什么不能呢？

　　对于订购的米将来的去处，毕谊民有三种打算：一是自己送亲友，二是用于企业公关，三是给职工发福利。“我只是个小老板，我就是想起个示范作用。”他说。

　　就在记者发稿前，张砚斌来电话：“今天又有一个企业的老总包了100亩。”电话中，张砚斌十分兴奋。

　　这次一举包下100亩地的是北京新纪元三色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立平。据张砚斌说，王立平自己要做个牌子，把牌子放到兰考的地里去。

　　最大难题还是不信任

　　进京卖米的村支书张砚斌这些天在北京四处跑，他身上带着公章，随时准备跟要购米包地的人签合同，不过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昨天下午做宣传，三十多个人问，都说是好事，可没有一个包的，他们不敢把钱交给我。”

　　“还得靠熟人。”张砚斌说。

　　“最大的难题还是不信任。”何慧丽也说。

　　摊位是一位来自河北易县的农民赵师傅免费提供的。赵师傅知道焦裕禄，还说像张砚斌这样为农民办事的书记太少了。

　　除了张砚斌和一些志愿者在搞流动宣传，乌有之乡书店和天下溪教育中心也在帮着牵线。乌有之乡书店的工作人员王保安给买过米的人一一地打电话，结果有些让他失望。“他们都说米好，也不担心受骗，只是没时间跑来签协议，80%的人嫌麻烦。”

　　旁观　是否合乎市场规律

　　质量如何保证，价格如何确定，大批订购是否有投资嫌疑，如何进入社会信用体系，这些问题被提出

　　与出面卖米一样，何慧丽这次搞“购米包地”得到支持的同时，受到另外一些人的置疑，被认为不尊重市场规律。

　　中国人民大学博导陈甬军认为，购米包地初衷是不错的，但真正运作起来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质量如何保证？价格如何确定？大批订购是否有投资的嫌疑？如何进入社会的信用体系？”

　　陈甬军说，长远看还是要走市场道路，农民也要经受市场锻炼。“如果被包了就能赚到钱，这其实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何慧丽却认为，“在目前的市场中，农民和消费者都处于劣势。市场是有多种形式的，我们不想替代主流超市。”

　　支持何慧丽的温铁军更加坚定：“说违反市场规律有道理，但是，我注意到所有批评都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理论界。”去过40多个国家的温铁军认为，购米包地的模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并不稀缺，也不超前，只不过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现阶段显得个别。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在是农民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帮不帮？”温铁军说。

　　李昌平：这样太辛苦

　　他认为，购米包地有两个条件，一是离城市近，二是从传统农业变为农业文化。

　　何慧丽说，三农专家李昌平给她泼了瓢冷水，“这样做太辛苦”。

　　记者致电李昌平，他说给何慧丽泼冷水，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兰考距离北京太远，恐怕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二是确实觉得何教授太累了。

　　“倒是可以在北京郊区搞个类似的耕读社，让市民周末可以去看看地、读读书什么的。”李昌平说。他认为，搞购米包地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距离城市近，二是从传统农业变为农业文化。“兰考那么远，你让北京人怎么去体验？”

　　但是，李昌平理解何慧丽的处境，“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只是想提醒她，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何慧丽说，距离应该不是问题，“北京人不是一直在吃东北和南方的大米吗？如果只是我们这些人在做，而别人都在冷眼旁观，它当然不可持续，但我希望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能跟上。”至于辛苦，何慧丽则更不以为然。

　　“是我提议的，我得干。”何慧丽说。

　　“你觉得这事能成吗？”回答完别人的置疑之后，这句话，何慧丽反复问了记者很多遍。何慧丽说：“其实，做事挺孤独的。”

　　互动　购米包地答问

　　问：一百块钱是做什么用的？

　　答：这一百块钱是订金，表明你有诚意。到大米收获以后，这钱就自动成为购买大米的款项的一部分。

　　问：价格如何确定？

　　答：价格由我们几个知识分子仲裁决定，不能让农民不赚钱，也不能让农民获得暴利。村里有法人主体做担保，米的价格会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低。

　　问：一亩地产多少斤大米？

　　答：一般六七百斤，够一个小家庭吃一年的。如果吃不了这么多，也可以包半亩。

　　问：如果包了地，秋天怎么把大米弄到家里？

　　答：我们把米拉到北京来。北京有两个点放米，顾客去取就可以了。

　　问；自己需要一次性把一亩地的大米全部存储起来吗？

　　答：当然不是，市民家一般没有存储的条件，我们把米放在仓库里，顾客什么时候吃完了什么时候再取。

　　本版文/本报记者 刘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