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

　　张友坤

　　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与“双十二”就是其中的两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学者对上述事件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观点对立，似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国抗战，直至彻底胜利。张、

杨乃千古功臣。台湾却有人认为，“西安事变，酿成巨祸”，①使中共坐大，国民党败退台湾。张、杨乃罪人也。笔者仅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可以说，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双十二”。前者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集团。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而将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张学良逼上“兵谏”之路。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一)西安事变的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1、“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动因。“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

　　2、蒋介石的误国方针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另一动因。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④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一抗日之道而奋斗。

　　3、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认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良策。但又准备“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⑥一方面不满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⑦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他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⑧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早于天津《大公报》八天，将张的这一讲话，译成日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

　　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共两党则各执一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唯正确的救亡之路。直到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共的谈判：1936年春，中共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才把其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二)关于西安事变与国民党败退台湾问题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显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一古训，在西安事变和八年抗战中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华夏子孙永留典范。西安事变是历史发展方向转换的枢纽，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八年抗战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安事变的辉煌成果，当属中华民族，决非党一派的私利。以狭隘的党派之见来看待这一事件，是欠妥的。那种把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归罪于张、杨及其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缺乏根据的。

　　首先应当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围追堵截红军的彻底破产。会师陕北的红军与东北军在榆林桥、劳山和直罗镇的战役中三战二捷，歼灭东北军近三个师的兵力，两个师长丧命，数千官兵被俘，证明红军决非强弩之末，不堪一击、穷蹙边隅，火亡在即。蒋介石“剿共”十年，共产党越剿越多，其红军力量越剿越大。蒋的第五次“围剿”历时两年，红军历尽千辛万苦，作出巨大牺牲。在如此恶劣的军事和自然环境中，蒋都没有将红军消灭，而三军会师陕北，靠近外蒙古和苏联，蒋仍吹嘘几周之内全歼陕北红军，纯粹是痴心作梦。他的爱将胡宗南在西安曾对张学良说过，红军是打不完的，败也不溃，红军吃多少苦，我们也吃多少苦，打红军是无期徒刑。宋子文当年赴西安劝蒋接受张、杨所提条件，和平解决事变时，曾对曾扩情说，共产党不是用武力所能消灭的，蒋先生靠武力剿共才有今天。可见在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蒋圣持“剿共”，在国民党内部和亲属中，也是不得人心的。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科学的理论武装、明确的政治纲领，且凝聚、锻炼了一批治军治党治国的英才(连宋美龄都哀叹蒋介石身边没有一个像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共产党发展壮人是不可阻挡的。

　　其次，八年抗战开始，蒋介石成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受到国内外的大力支持，其客观实力及诸种条件，都大大优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亦不成问题，可他又企图在抗战中削弱八路军的主力，梦想有朝一日再彻底歼灭共产党，于是推行了一条压迫人民的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不断挑起国共磨擦，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几乎全军复没。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其阴谋，争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八年抗战，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日冠进行浴血奋斗，建立、扩大、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乃天经地义。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哪里呢？仅以河北为例，“整个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河北省党部和政府，都只在河南的洛阳办公。而中共的组织则深入到河北境内去，你想想河北人民将会跟谁走呢？那不是很明白吗？”⑨这能怪张、杨和西安事变吗？显然不能。

　　第三，美国的评论。蒋的支持者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1944年10月9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共产党建立了既广且深的群众支持，因而使他们被消灭成为不可能。……除非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的改革上和共产党有同样的成就，并证明自己能争取人民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两点至今尚无愿意或能做的征兆)，不然，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⑩是年，另一位美国外交宫戴维斯也写道：“蒋的封建的中国，不能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⑾这些具有敏锐政治洞察力的美国人1944年就看出了国民党丧失人心，共产党不可战胜的趋势。

　　第四，抗战胜利，全国一片欢腾。人民渴望和平，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蒋介石为欺骗人民，假和平真备战，“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又依靠美国支持，凭借诸种优势，突然发动内战，扬言几个月内消灭八路军，因而再次丧失人心，把中间势力推向共产党一边，这又是谁之过欤？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腐败透顶、背离人心，祸及国民。就连身陷囹圄的张学良，早在1947年就预感到蒋家王朝的末日为期不远：“现在就是明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我看已经无可挽回。”⑿

　　第五，“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又是张、杨两位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⒀假使没有西安事变，蒋也会被不断高涨的抗日浪潮席卷以去。是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蒋先生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促成了蒋先生成为世界五强中的一个领袖人物。他曾钦定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民族复兴节”⒁没有西安事变，此节何来？他在当年12月26日的通电中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已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⒂国共二次分裂后的1949年，蒋仍认为：“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意志统一的基础。”⒃蒋的这些言论，对西安事变的现实、历史意义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到了台湾，那些否定西安事变意义，嫁祸、怪罪张、杨和西安事变的先生们，不仅不顾历史事实，而且连蒋先生上述的肺腑之言，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历史事实证明，毁掉蒋家统治大陆的不是西安事变，而是蒋先生那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幽灵和他采取的一系列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注释：

　　①1986年王禹廷先生曾撰写《西安事变酿成巨祸》一文见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47卷(开始连载)。

　　②《王卓然史料集》第143―144页，199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2页，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

　　⑤《张学良年谱》(上)第569页，199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⑥⑧《张学良文集》(下)第382页，1996年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

　　⑦《西安事变研究》第322页，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⒁郭增恺：《西安事变三忆》第59页，澳门大地出版社1962年版。

　　⑩⑾《美国与中国人的关系》(下)第517页。

　　⑿《张学良幽居岁月》第11页，198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⒀见《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⒂见1936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

　　⒃见1949年6月，蒋介石：《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

　　"原载　1999年第2期《山东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