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艺市场的复杂需求

　　演艺市场的复杂需求

　　对于这些学习舞蹈的孩子们来说，实习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学的就是为了上台表演”。舞台冲动和实习工资一起，构成了实习的诱惑力。而校方在实习动员中显然更加强化和放大了这种诱惑力。具体到那23名入学仅6个月的学生，她们的家长其实也曾质疑过这么短暂的学习时间，究竟能让孩子“有什么本事挣那么多钱？”是校方的信誓旦旦以及和学

生家长共同签订的三方实习演出合约，让他们逐渐解除了疑虑，所以，在校方要求每人缴纳1000元“实习押金”时，这些拮据到连每学期2480元学费都无法全额缴纳的家长们，为了孩子们不失去这次机会，硬是东拼西凑交齐了各自的1000元。

　　如果我们以这次的实习作为一个样本分析，能很清晰看到其中串连起来的演艺市场各个链环——学生、学校、演艺中介和演艺场所——真实利益驱动。10月9日和10日，孩子们启程时候，这实习和这舞蹈学校办学9年以来的其他实习看起来并无二致，依旧是一个多方共同获利的机会——孩子们获得经验和金钱，也让家长们的期待得到满足;学校可以从老规矩的实习费用提成中弥补学费欠缺并有所获益;演艺中介同样通过演出提成获益。剩下的看起来获益最不明晰的，只有演艺场所。表面上来看，演艺场所是各方获益中全部费用的支出方，以23名女生为例，支付每人每晚100元的演出费用，这其中的25元归学生，25元归学校提成，50元归负责学生们吃住、服装、演出安排和其他一切琐碎事宜的演艺中介——也就是她们的领队和师姐韦乾娜所有。

　　有杭州酒吧的观察者曾经做过比较，在杭州不同地段的几类酒吧中，黄龙商圈的演艺吧消费相对其他酒吧算是贵的，人均100元以上，这也就决定了演艺吧的主要消费群体是“30岁以上的高消费人群”。而目前绝大多数演艺吧按照常规经营，基本只能处于收支平衡，行内的利润潜规则就是客人向表演者赠送“花篮”的提成。演艺吧主体消费者“找乐子”的消费需求取向，成为暧昧滋生的土壤。吧主们并不掩饰逐利目的，更让这暧昧逐渐成为一种强制的规则，甚至还伴生了演出者不陪酒每天扣50元钱的这种规定。在提供表演外，演艺场所的老板们，对于自己花钱请的表演者们理直气壮提出了更多附加要求。

　　在这个环节上显露出来的是演艺中介的作壁上观，组织这种演艺吧跑场的中介似乎并不在乎演员们的私人感受，相反，有的还认为这是演员自己获利的方式，不算坏事。而且花篮提成中，演艺公司是没有一分钱的利益，自然情愿置身事外。成熟的跑场艺人们如何与各自的中介公司或者演艺吧老板讨价还价我们不得而知，但具体到此次实习的女生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领队师姐韦乾娜。而韦乾娜的双重身份和个人经历或许限制了她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按郭桂生的说法，韦乾娜是学校1999级的优秀学生之一，毕业后就在黄龙的演艺场所工作，而且后来“成为杭州现代歌舞团的股东之一”。2005年，柴卫红不再经营现代歌舞团，学校的实习是由韦乾娜出面负责联系，新的合作中介是“大漠风铃艺术有限公司”。郭桂生说，“韦乾娜实际上也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之一”。所以，虽然合作中介改变，但郭桂生并没有觉得有太大变化，用他的话说，“完全信任韦乾娜”，即便是现在，承认学校的“经验主义”错误之后，郭桂生还是会为韦乾娜辩解，“其实做领队很辛苦，这次带这23名学生，她也是为了帮学校一个忙”。更戏剧性的是，学校办公室张贴的师资力量公开栏上，韦乾娜的照片在12月1日、郭桂生不得不接受电视采访的那天，替换了其中一名老师的位置，重新被贴了上去，上面注明的身份是“实习指导老师”。

　　在韦乾娜和学校方面，至少在事情扩大化之前并没有主动停止全部实习的意图。最初2名女生的意见只是在学校和家人之间小范围沟通，班主任韦丽娜传达的意思，和韦乾娜对她们做的工作没有太多区别，都是让她们“再适应一下”。在家长支持下态度鲜明的孩子后来受到了部分老师用词严厉的指责，理由是其他学生并没有同样的情绪。但学生们承认，韦乾娜并没有为难她们，“一直对我们很好，帮我们买了车票，最后走的时候，还安排了师姐送我们到车站”。即便是家长们和校方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现在，孩子们对领队韦乾娜并没有什么抱怨。

　　舞蹈学生的迷惘青春

　　事件演变到最后，来自大河乡的10名学生一同退学。大河乡属于桂林市的北郊，漓江从全乡穿境而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征地运动中，不少村落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以待开发。更遥远的村落，因为毗邻漓江，开发针对桂林市居民的农家乐项目也成为不少农户重要的副业收入。联合起来向学校“讨说法”和赔偿的6名家长，解释自己能够如此执著的原因是，“不像偏远地方的农民那样好糊弄”。

　　被认为是挑头者之一的小宁，现在闲在家里，被问到将来打算，16岁稚气的面孔上一阵茫然。小宁是今年被桂林舞蹈学校的郭珍和韦丽娜亲自到大河中学挑中的，学校挑人的方式很简单，在体育课上偷偷观察，觉得哪个不错，就通过中学的老师直接联系，再上门给家长做工作。小宁的文化课成绩，公允说，并不算好，尤其是英语，虽然没有经受过什么正规训练，舞蹈也算是她一直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已经习惯了艺校的老师们来游说，一年前，就有另一所艺校的老师来游说过。这也是这里地方民办艺校最常用的招生方式。在游说之下，父母最终遵从了孩子的意愿，同意让她到舞蹈学校，也觉得“毕业能够找到工作就是好事”，只是家里能拿出的学费只有500元。4月份，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小宁根据舞蹈学校的安排，和其余12名同学一起，向原来的中学交纳60元钱，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开始了她们想象中的舞蹈生涯。校长靳英慧在评价学校生源时候的描述，是“文化课很难办”，但在“体育、艺术方面有基础”的孩子。靳英慧认为，他们这样的民办艺校，“为社会分担了一部分压力”。虽然他也承认舞蹈是一种“吃青春饭的技能”，但他更愿意强调，通过这样的学习，在工作若干年后，她们可以转做编导，或者自己继续深造、当老师，路也很宽。

　　小宁曾经有两次退学的念头，第一次是觉得家里没钱，基本功很苦，自己练不好。甚至已经自己跑回了家。是班主任韦丽娜带着几个学生来找她，鼓励她，夸赞她的现代舞天分，反复说“基本功不好没关系，现代舞好就可以了”。第二次萌生退学的念头，是辗转听说以前毕业的学生好像“在不太好的地方跳不太好的舞”，家人也对听说的艺校毕业生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气不满。她和好朋友一起去找老师询问，老师则告诉她们不必担心，她们的分配由郭校长负责，会有很正规的地方。半信半疑的小宁告诉老师自己想考其他学校学导游的想法，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老师强调她外语不好，其他素质也一般，描述下来，让小宁觉得，“好像自己除了学跳舞什么都干不了”。

　　摇摆不定中，小宁因为舍不得好朋友要去实习，在实习名单已经确定下来后，找到老师要求参加，老师很爽快地给她增加了一个名额。当初小宁觉得很庆幸，老师对她很好，现在回忆起来，她会说，“原来她们是要用我们给她挣钱，当然那么爽快”。初到杭州，领队师姐带她们去酒吧观摩过，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等到开始上班，逃脱了4次陪酒要求的小宁在第五个晚上被逮住了。第六天开始，她跟家人沟通之后拒绝上班，借用同屋11个女生中唯一的一个手机给老师发短信表明态度。老师的答复在两天之后，并且一直试图让她“继续适应”。在和家人的沟通中，小宁显得非常谨慎，她要求父母不要跟其他同学的家长说，“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她们不跟家里说，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不过焦虑的父母显然并不赞同孩子的观点，他们联系了同乡的其他家长，压力辗转回到孩子们那里。

　　现在的小宁确实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也去找过工作，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太苦的事情，也不是她能承受的。而在舞蹈学校里继续学习的100多名学生，在简陋的练功房里继续着她们的舞蹈训练，作为舞蹈学校的法律顾问，搞文艺出身的律师车声夔对于练功房的简陋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还不如我20年前的练功条件”。他被请去给学生们做了一节45分钟的法律培训，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正确看待和面对媒体，不要去攻击退学的同学;第二就是关于艺校学习必须要坚持实践的问题。车声夔回忆，当他强调“这次实习学校是有错位，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实习，学习、实践、纠正、再实践，是必须坚持的方向”的时候，获得了孩子们唯一的一次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