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西安事变：端纳斡旋避免国共内战

　　王宏德

　　最早营救蒋介石的使者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采取行动，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城内扣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接着，二人通电全国，提出了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 激烈争吵。何应钦企图通过征讨张、杨“叛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进而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宋美龄则担心仗一旦打起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很可能会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于是她力主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宋美龄选定了端纳。一则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当初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端纳经人介绍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从此，端纳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在帮助张学良易帜、戒除鸦片烟瘾等问题上，端纳功不可没。“九·一八”之后，退守北平的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周游欧洲六国，期间又是端纳朝夕相伴。张学良对端纳的才识和忠诚也佩服有加，始终把他当作伯叔老师似地尊敬。用张学良的话讲，两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的地步。二是端纳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1934年，当端纳陪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适逢蒋介石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本来不想割爱，但既然委员长夫人开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绝，最后有条件地只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人们常称端纳做了蒋介石的顾问，但其实并无此职。这一点，蒋介石在1936年12月14日《西安半月记》中已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外，在淞沪战役期间，端纳陪同宋美龄去前线慰问将士时，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乘坐的车辆翻到路边的水沟里，幸得端纳和副官全力营救，宋美龄才得以脱险并得到及时的救治。从此，蒋氏夫妇对端纳信任有加。三是端纳具有的特殊身份。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在国民党政府内不担任职务，不属于任何派别，各方都可接受。

　　作为“西安事变”后为营救蒋介石最早派出的使者，端纳也深知完成这项任务的艰难。当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情况完全不明。但端纳却把此次的重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并且充满“信心”。12月13 日午后，他冲破主战派的层层阻力，带着宋美龄写给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二封亲笔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

　　“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从12月12日事变发生至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期间，端纳分别于13日和22日两次飞赴西安，在整个事变解决的过程中，一直是南京和西安之间信息的传递者以及蒋介石、宋美龄情绪的安抚者。

　　12月14日下午，端纳辗转洛阳到达西安。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蒋介石目前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张、杨对他并无恶意。端纳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主张，并承诺竭力去说服蒋介石。会谈结束时，他还一再告诫张学良，千万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国必然大乱，这只能对日本有好处。

　　傍晚时分，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来到了临时扣押蒋介石的地方。一进屋，端纳就看到蒋介石躺在一张木床上，拿毯子蒙着头，面向着墙，一言不发。

　　当蒋介石听到有人用英文对他说“你好啊，委员长”时，猛地转身坐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是端纳站在他的面前，顿时激动得流出泪来。正如他在《西安半月记》中所写得那样：“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 紧接着，端纳趁热打铁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国)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俯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听了端纳这一习话，再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又联系到张学良、杨虎城对他的态度，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也明白了“兵谏”的真实意图。于是，蒋介石固执的态度渐渐地转变了。在张学良、端纳的陪同下，顺从地搬到了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

　　当晚，端纳便将张、杨无意杀害蒋介石，只是要求其停止内战领导抗日的电报发回南京，他的消息使神情高度紧张的宋美龄等人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也廓清了纷传于南京五花八门的猜测。

　　紧接着，端纳又带着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进攻和让宋子文前来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手谕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终于避免了。

　　后来，宋美龄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把端纳的这一次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而对他大加赞扬。

　　“端纳打下基础，子文兄弟

　　筑好墙，我盖上了屋顶”

　　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第二个贡献是积极支持并促成了蒋介石夫妇与周恩来的会面。事件发生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合作态度，骑虎难下的张学良、杨虎城只好请来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

　　12月17日，当蒋介石听到中共也派人来到了西安时，急切地问侍卫蒋孝镇：“来人是谁？”蒋孝镇回答：“周恩来。”蒋介石顿时瘫坐在沙发上。

　　其实，周恩来一到西安，端纳就盘算着让蒋介石夫妇和与周恩来见一次面，以利用他的影响促使张、杨早日放蒋。当宋美龄也到达西安后，他立即就此事与她进行协商。宋美龄一想到与共产党征战了十余年，周恩来是他们的冤家对头，就觉得心里没有把握。她不停地问端纳：“我该见他吗？”端纳十分肯定地说：“不仅应该见，而且越早越好，这对委员长的安全非常有好处。”很快，在端纳的精心安排下，宋氏兄妹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向宋美龄明确表示，共产党支持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经过努力，12月24日，西安与南京终于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人士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

　　当晚，在端纳和宋氏兄妹陪同下，蒋介石和周恩来终于坐在了一起。寒暄过后，蒋介石又端起了校长的架子，说周恩来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恩来表示，只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宋美龄一再感谢周恩来千里迢迢前来斡旋。面对周恩来诚挚的言语，蒋介石也显得很激动，终于明确表示了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军队受他指挥；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即使在紧张的谈判日子里，端纳也保持着乐观的心情。25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这天清晨，为了让蒋介石高兴，端纳还将壁炉装饰成一棵圣诞树。在壁炉上挂着端纳的两只高尔夫袜子，每一只上都系着一根绳。一根绳子的一端挂着一架给蒋夫人用的手提打字机，另一根上挂着供蒋介石躺椅上用的毛毯。这使得睡觉时还闷闷不乐的蒋氏一家人心情变得愉快起来，蒋介石终于笑了，这是自他被扣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身边人员的劝阻，执意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回到南京后，宋美龄总结此次事件时，认为是“端纳打下基础，子文兄弟筑好墙，我盖上了屋顶。”端纳也因为营救蒋介石有功，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大绶采玉勋章一枚。

　　蒙冤出走，落入日军魔掌

　　端纳十分肯定“西安事变”取得的成果。他在1937年1月给他的老朋友霍克希尔德的信中说：“……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了打共产党。内战已自动停止了……所以，从理论上讲，少帅获得了胜利。”遗憾的是，张学良在护送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令曾在西安为他安全担保的端纳异常气愤和失望。他几次向蒋介石替张学良求情，都吃了闭门羹。为此，端纳常为自己的“言而无信”深感愧疚。特别是国民政府从汉口西迁重庆时，对蒋介石仍抱一线希望的张学良又给端纳写信：“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和子文尽量设法实现你们的诺言，冀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张学良的来信再次让端纳心如刀绞，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大失所望。他对张学良说蒋介石“是个骡子，很难跟他讲、很难把他说服”。

　　端纳不厌其烦地为张学良求情终于招致蒋介石对他的不满，并开始冷落他。此外，端纳性情耿直，对旧中国官场那根深蒂固的腐败和无能总爱提出质问和批评，这就难免得罪许多有权势的人。“西安事变”刚结束，南京的亲日派就通过《中央日报》攻击端纳是张学良的同谋，指控他“出卖中国”，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还趁机将他与一日本人的谈话录音通过技术处理后，作为端纳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呈给蒋介石，致使蒋介石对他产生了怀疑。当他再一次呼吁蒋夫人对蒋宋家族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加以“抑制”时，这位他一生最崇敬的蒋夫人却对他大发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你是不能批评的！”从此，他们再也不信任端纳了。无奈之下，端纳于1940年离开了蒋氏夫妇。

　　此后，端纳在香港的一家饭店暂住下来，不久又到了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岛，以实现自己儿时畅游大海的梦想。可是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端纳急忙乘一艘美国邮轮返航。不料在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时，他被日本占领军关进洛斯巴尼斯集中营。端纳隐姓埋名，混迹于其他白人囚犯中。虽然一些人认出了他，然而无一人出卖这位日本人重金通缉的“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

　　无尽的中国情义

　　1945年2月，蒋介石通过盟军海军情报系统等部门和人员的证实，方知错怪了端纳，于是马上请求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采取特别营救行动。2月23日清晨，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集中营的“囚犯”们还未排好队，几架美机就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美国伞兵包围了集中营，救出了端纳，并立即将他送往美军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进行治疗。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一份电报送到端纳手中，欢迎他回到中国。此时，经过四年的集中营折磨，端纳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摧残，他深感自己在世的时光不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越加思念中国，于是端纳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当迎接端纳的飞机在上海江湾机场降落时，宋美龄、孔祥熙等人专门前往迎接，他们将端纳安排到虹桥医院治病。经仔细诊断，端纳被确诊患有晚期肺癌。治病期间，蒋介石也多次去医院探望端纳，并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在端纳弥留之际，宋美龄还亲自在其床侧为他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终年71岁。

　　端纳一生，与中国有无尽的情义。他积极支持张学良易帜，维护全国统一。他坚定不移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以致日本特工部门专门建立了“W.H.端纳档案”，称他为“中国的幽灵”。他从1903年到香港，到1946年病逝于上海，43年没有回过一次故乡，他的澳籍前妻曾对他说：“端，与其说你是跟我结婚，倒不如说你是同中国结婚。”端纳去世后，根据他生前希望能长眠于中国的愿望，宋美龄专门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这位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