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蛋事件的“色谱”透析

　　文/杰文津 朱志姝

　　河北平山县的“苏丹红毒鸭蛋”被央视曝光后，“毒蛋”事件在第一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指责、愤慨、建议一 时俱来，完全没有令人感觉到，其实我们已经被诸如毒烟、毒酒、毒辣酱、毒棉被、毒快餐之类禁之不绝的事件折磨得身心俱 疲。

　　和往常一样，这次的新闻媒体同样对该事件做了详细至极的报道，而且同样没有忘记用“深度分析”给事件贴上五颜 六色的标签。然而，过多的眩目标签恐怕反而不利于普通百姓理解这一“人命关天”的大事件。依笔者愚见，以三种颜色为媒 ，足矣。

　　“红色”：喜兴的红心蛋，骇人的苏丹红

　　在中国，红色是

　　在“红心鸭蛋”高于普通鸭蛋1.5倍的利润诱惑下，一些商人不再满足于“可遇不可求”的产蛋方式，他们开始想 办法批量生产。于是，他们看上了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制造业当中使用的致癌毒素——苏丹红四号。

　　让自己大快朵颐的“红蛋”一夜之间变成了可能导致绝症的“毒蛋”，小百姓当然也就难免“心有戚戚”。于是，马 上有专家站出来提醒大众，这种“毒蛋”要日食千枚才会致癌。这一提醒又激起了另外一些专家的质疑，这种质疑甚至延伸到 他们的道德层面。笔者愿意相信，被质疑的那些专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然而笔者懂得，小百姓人生一世不过图个健康快 乐，任何哪怕看似微小的毒素，在身体中累积之后也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故而，值此风口浪尖之时，笔者劝好心的专家 们谨言慎行，千万别让人误会你的“赤子之心”沾染了其他的什么颜色。

　　“黑色”：关乎法律的与关乎良知的

　　与红色相反，黑色通常被看作是悲痛与禁制的颜色。而无论于法律还是良知，用黑色定义“毒蛋”事件都不过分。

　　我国1993年颁布、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2条明令禁止了几种行为出现在食品制造过程 中：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 标志的……

　　纵观“毒蛋”事件的全过程，我们不妨一一比对：用含有致癌毒素的苏丹红四号药红普通鸭蛋、把被药红的“毒蛋” 作为天然“红心鸭蛋”售卖、把产自河北平山的鸭蛋贴上产自白洋淀的标签等等。从中不难发现，这些行为均违反了《产品质 量法》的相关规定，属违法无疑。但令笔者更加关心的是：此种违法的“黑行”与村民的“黑心”之间的联系。

　　当央视记者暗访制造“毒蛋”的村民时，期间的一句话让不少观众毛骨悚然——“我们自己是不吃这些蛋的”。自己 不吃“毒蛋”，却卖给城里人吃。从这点看，一些村民确实黑了良心。制造“毒蛋”的村民大多是既有家口之累，又有经济之 急。在一些幕后的“黑心蛋霸”的利诱(高利润)与威逼(不用药不收蛋)之下便相继就范。

　　“白色”：多重视角理解“毒蛋事件”

　　白色通常被国人用来表示纯洁，但是更多是用来象征一种“无”或“缺失”。然而它却并不是单纯的原色，相反是品 类繁杂的七种颜色的复合品。这种貌似单纯实则复杂的特性也正好是理解“毒蛋事件”症结所在的关键。

　　“毒蛋事件”的发生和许多之前出现在该领域的“毒X事件”一样，绝不是仅仅基于单纯的法律空白或者良知缺席。 它是我们社会中许多方面弊症的一次集中表现。首先，从法律角度，以《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来看，相关立法不可谓不严，但 是却大都集中于事后的惩治。对于行政职能应当作出的事前和事中的介入则没有构建起有效的规范。平山县质量监督部门的人 员抱怨，他一个人承担了当地数千户养鸭农民的质量监督责任。这听起来是个笑话，但确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其次，从 行政机关的行政效能角度上看，平山县数个村庄的养鸭户几乎全部被所谓“蛋霸”以“鸭蛋销路”为由所裹挟而制造“毒蛋” ，相关行政部门究竟是无从知晓还是熟视无睹？如果当地政府负责质量监管和经济指导的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能够更加默契一 些，态度更加积极一些，一方面帮助守法农户拓展鸭蛋销路，一方面积极了解养鸭户们的实际生产经营近况，那么出现“毒蛋 ”悲剧几率是不是就会降得更低？

　　按照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的观点，质量监督领域内，单一监管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急速发展扩大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根据《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精神，在宏观调控的框架内建立行之有效的，集市场准入制度、发展监管 制度和法律惩治制度相结合的复合式质量监管体系来填充这一空白已迫在眉睫。

　　笔者真诚希望，“毒蛋事件”将是我们这个深处于历史转型期的伟大国度的最后一次类似悲剧，也希望色谱中的红色 、黑色和白色能够复归于它们喜庆、理性与纯洁的本意。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