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人防办收集资料迎接市政府询问

　　两级人防办大打“口水战”

　　被人四处告状的滋味显然不好受。接受采访时，临汾市人防办正在收集各种资料，准备迎接市人大、市政府一些领导和媒体的询问。

　　2000年年底临汾“撤地建市”前，临汾地区人防办并不是一级政府机构，没有承担任

何收费等行政职能。

　　“撤地建市”后，临汾地区变成了临汾市(地级)，临汾地区人防办也改成了“临汾市人防办”；而原临汾市(县级)则改为尧都区，原临汾市人防办改成了“尧都区人防办”。

　　临汾市人防办工程科王会杰科长介绍说，2002年4月，临汾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文件，对市人防办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做了规定。文内称市人防办“负责本行政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简称结建)工作的组织、管理”，并称“本部门和尧都区职能划分意见另行通知”。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尧都区人防办”依然在负责本区的结建工作，这和临汾市人防办的职能发生了冲突。

　　2002年5月，临汾市人民政府下发“29号文”，规定市人防办“负责临汾

　　“临汾城市规划区”，是指“东至东王、北至东芦、南至大韩、西至大运高速”的区域，这正是尧都区的核心城区所在。

　　“29号文”，惟一没有对“尧都区人防办”做出职能划分，等于“完全剥夺了尧都区人防办的结建权”。

　　权利合理分配才会和谐。对此，“尧都区人防办”当然不服。

　　对“29号文”，“尧都区人防办”认为其违反了《人防法》，最后竟然把“临汾市人防办”告到了国务院，要求撤消“29号文”。

　　此后的时间内，虽然“临汾市人防办”多次警告“尧都区人防办”不得收费，但也一直未采取什么强硬措施。最后形成的格局是“你收你的，我收我的，互不干涉”。

　　“尧都区人防办”主任邓放中介绍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执法证，有收费许可证，“我们是尧都区政府设立的人防主管部门，对该行政区域内的结建工作依法享有管理权”，“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任何单位个人不能剥夺”。

　　邓放中说，此次“临汾市人防办”把近年在尧都区政府行政审批大厅办理了“结建手续”的几十个单位全部起诉到临汾市中院，要求强制执行，“致使这些单位纷纷找到尧都区政府，要求退钱”，“这实在有损政府形象”。

　　邓还说，“临汾市人防办”不仅“收权”，而且“扣钱”。“尧都区人防办”现在还负责着城区5万多平米的地下人防工程维修工作。以前，省人防办每年直接拨款4到6万的专款，用于维修工作。但是，到了2001年“撤地建市”后，这些专项款被“临汾市人防办”全部截留，“他们没有维护任务，却把维护专项资金全花了”。

　　临汾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其地处晋南地区交通要冲，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主市区分布着自

　　邓放中为此忧心忡忡，“这些地下人防工程大都是70年代的工程，如不维修，出现坍塌伤了人怎么办？”

　　此言不虚。1999年3月22日，山西省商业干部管理学校操场塌陷，47名学生掉入，3人死亡；2003年1月7日太钢25宿舍区发生地面塌陷，楼房垮塌，居民180户，500多人无家可归——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尤其是法院做得更过火”，邓放中说，“这是两级政府的事，法院为了赚取一些执行费，就轻易参与这类事件，实在不妥”。

　　对“29号文”，邓放中一直耿耿与怀。他举了个例子，说有的单位已经开始钻了文件的空子。1999年时，中保财产保险临汾营业部欲盖办公楼，按规定要缴纳215万的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但由于资金困难，先缴了6万元。2004年8月，“尧都区人防办”对中保财产保险临汾营业部等数十家单位进行追缴，其他单位都补上了余款，惟中保财产保险临汾营业部将“尧都区人防办”起诉到临汾中级法院。临汾中院根据“29号文”，判决“尧都区人防办”不得收取此项费用。

　　“那是200多万的国防经费呀”，“交给谁倒是无所谓，但绝不能让它流失了”，邓放中气愤地说，“我敢保证他们至今一分没交”。

　　尧都区政府行政审批大厅的负责人介绍说，在2000年年底我省“撤地建市”后，地极市和市政府所在区的两级行政部门一直存在着权利分配问题，这也是“撤地建市”过渡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像临汾市两级人防办闹到现在“水火不容”的“实在罕见”。

　　两级政府部门争着收费 形象何在？

　　天遂公司董事长苏德胜评说此事，认为“两级政府部门争着收费，败坏了政府形象，坑害了民营企业” ；“临汾中院惟利是图，司法环境实在糟糕” 。

　　事发后，临汾市政府市长助理张立仲专门就此事做过调解，但无济于事，“法院根本不听” 。

　　临汾八中的王书记说，“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两级政府的形象，要钱不要政府脸面”。

　　苏德胜还反映说，“临汾市人防办”给“广奇家私城”开的发票居然写的是“设计费”，“他们两级人防办都没有设计资格”，“可能是要挪用国防经费”。就此一说，记者向“广奇家私城”的老板王崇明求证，王在电话中吱吱唔唔，显然不愿得罪执法单位。

　　采访中听到的另一件奇事是：临汾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委托长林

　　尧都区人大一位干部介绍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建国后一直实施4级政府架构，比国际惯例多出一层；而“撤地建市”后，使原先仅被定位于省级政府派出机构的行政公署脱胎为一级政府。如此一来，国内政府层级比国外通例多出了两层。现在回头看，“撤地建市”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企的弊端进一步放大，以至于许多地级市被人称作“漏斗财政”，出现与县争利的现象，成为县域经济的“抽水机”，被人讽为“市刮县”。

　　而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研究政府层级和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议题是“省管县”，这使得地级市建制的变革与存废问题被提上日程。

　　“现在的紧要问题是两级政府需要坐下来，研究权利的合理分配”，“靠行政命令强压不是长久之计”，这位干部说，“毕竟大家都要吃饭”。( 李廷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