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政务公开的阻力来自管理体制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

　　访谈动机

　　新华社日前报道，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行政权力透明运行，以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正在积极起草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在保守国家秘密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从提上议事日程至今已经七年。期间，政府信息公开遇到哪些障碍？政府信息公开对不同社会角色有哪些积极意义？

　　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

　　新京报：中央提出政务公开已经很多年了，《条例》从酝酿到现在也已经七年了，据报道，该《条例》有望今年正式出台。在你看来，公开政府信息的障碍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汪玉凯：障碍可能与目前我们这种管理体制有关系。

　　从政府角度来讲，过去的政府体系与公开透明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管理过程中往往有许多操作不习惯公开。尽管多年来一直强调政务公开，但政务信息公开与否的主导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的手中：由于无法可依，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自我判断是否公开有关信息就可能以此为借口：既然没有法律规定，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认为某些政务信息不需要公开就完全可以不公开，反正不违法。

　　其次，政府体系长期习惯于操作不公开，缺乏基本的透明度，这种状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惯性；而要改变它，自然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能不公开的尽量不公开，因为公开了以后，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权力监督力度就大了，自由裁量权可能就比较小。公众监督的力度越大，对政府权力行使的要求就越高，自由裁量的难度就越大。从主观上来讲，官员更习惯于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这种惯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第三，客观来说，政府权力滥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大都是在暗箱操作中，通过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来实现的。所以对症下药，一是控制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二是塑造高度透明公开的权力行使环境，这样就会尽量控制官员腐败问题。

　　政务信息公开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

　　新京报：有人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不需要复杂的、高深的学理上的论证。但如上所言，由于我们尚缺乏公开的传统，从理论上阐述政务公开，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汪玉凯：是的。社会公众是纳税人，是公共权力的基础；社会公众把一些权力给了政府，让政府代替公众来行使权力；而社会公众作为政府的主人，有权了解政府信息。所以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首先要把本末搞清楚，要弄清楚谁是谁的主人，这是最基本的关系。

　　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据了解，过去政府机构控制公共管理80%的信息，而被企业、社会公众掌握的政务信息最多不超过20%，政府与社会公众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导致社会公众不知情；而不知情就无法准确表达。政府决策是对还是错，是否需要改善，社会公众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政务公开才能打造阳光政府

　　新京报：提起政府信息公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还有哪些意义？

　　汪玉凯：《条例》的酝酿出台，首先就在于能够使政府真正变成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这是它最大的价值。公开了，透明了，社会公众就可以及时获取政府信息，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信息不对称状态被打破后，社会公众就可以发表意见了：哪些政府机构的设置没有必要？有些程序是否可以裁减、简化？政府效率是否可以提高？这时社会公众就可以根据大量政府信息独立做出准确判断。

　　这种参与不仅仅推动了行政民主，最主要的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产生深远影响。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要有一定的渠道和形式。政务公开，让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社会公众才可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所以从长远看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激发社会公众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

　　政务公开利于政府做出正确决策

　　新京报：假设我们换位思考，从政府的角度看，信息公开又有哪些好处？

　　汪玉凯：信息公开对政府来讲也是有好处的。比如，当信息需要公开的时候，政府把这些信息公开，可能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认可。

　　比如“非典”时期，当时有的官员担心公开有关信息会引起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客观地说，这些考虑在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政府也要学会反向思维：应该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公开，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真正造成人心惶惶，真正引起社会慌乱。但是当信息公开以后，我们全民动员，不但没有引起社会混乱，而且让社会公众全部参与到抗击“非典”的行动中。与其让社会上传递不准确的信息，还不如将信息公开：一旦公开以后，社会公众可能对政府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官员的施政很有好处，而不是相反。